编者按

　　天津是一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城市，广袤的津沽大地承载着党领导海河儿女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奋进新时代的光辉印记。漫步海河岸边，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在诉说觉醒年代的理想和激情、奠基立业的发展与辉煌、改革开放的豪情与壮志。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我市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会议暨全市旅游发展大会的会议要求，本报推出系列文章，深入挖掘天津红色文化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以实际行动谱写时代新华章。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陈独秀与李大钊两位革命先驱，以其深邃的革命见解和坚定的理想信念，照亮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奋进之路。1920年，他们在天津共同讨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并约定携手建立中国共产党，为深陷苦难的中华民族开辟一条全新的出路。从此，一幅波澜壮阔的宏伟画卷在中华大地上徐徐展开，一段改天换地的伟大征程就此“启航”。天津这颗北方明珠也因“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这段党史佳话而被镌刻上深深的历史烙印，成为激励人们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直面艰难险阻勇毅前行的红色坐标。

　　漫漫长夜中的觉醒先声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清王朝腐朽统治的大门，疯狂洗劫中国的财富与资源。在武力威迫下，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数百个不平等条约，大量割地赔款、国家主权不断丧失，中国也由此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列强的欺凌和奴役下，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无数仁人志士和各种政治力量奋起抗争，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因没有找到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理论和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而以失败告终。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天津被迫开辟为通商口岸，九国相继在此设立租界，天津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天津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土壤。作为北方开放的前沿和洋务运动的基地，天津的工商业迅猛发展，一跃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埠和工商业基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阶级矛盾尖锐激化，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与此同时，大批具有民族忧患意识的新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和使命感，积极探寻改造社会的有效方法。

　　在内外交困、革命思潮风起云涌的年代，18岁的李大钊于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开始了他六年的天津学习之旅。在这里，他一边学习法政专业知识，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法治方面的书籍，思想上逐步树立起反对封建专制、支持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与此同时，他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参加了第四次立宪请愿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更坚定了对专制统治的抗争决心和革命信念。在校期间，李大钊以笔为剑，撰写了《隐忧篇》《大哀篇》等政论文章，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呼吁广大青年高举民主和民权旗帜，积极投身革命洪流。1912年，李大钊参与发起和组织了北洋法政学会，并担任编辑部部长，创办会刊《言治》，先后发表文章、诗歌35篇，表达了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维护民主共和、反对军阀专制的政治态度。1913年，李大钊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毕业，赴日本留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逐渐由一名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陈独秀与李大钊一样，在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上，思想经历了持续的转变和进步，由最开始倡导科举入仕转变为支持康梁维新，又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逐渐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猛烈抨击封建礼教、旧道德和旧文化，倡导思想解放和文化革新，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帷幕。当时还在日本的李大钊特撰写文章《青春》寄给陈独秀作为支持，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希望青年站在时代前列，共同建立“青春中华”。

　　陈独秀、李大钊在黑暗时期的积极探索，仿佛给在漫漫长夜中昏昏沉睡的中华注射了一针强心剂，让广大青年在混沌迷茫中拨云见日，看见了改变社会状况的希望。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无数青年挣脱封建礼教的枷锁，以朝气蓬勃的热情和无所畏惧的勇气，投身于思想解放和民族觉醒的浪潮之中。

　　辗转奔波里的思想碰撞

　　1916年，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也积极地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之中。1917年，陈独秀应蔡元培邀请，赴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1918年，李大钊经章士钊推荐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新青年》被陈独秀带到北京大学，列入校本刊物，由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共同参与编写。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李大钊备受鼓舞和启发。经过潜心研究有关资料，他认识到挽救中国命运的希望就是走俄国革命的道路。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发表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热情歌颂十月革命。随后又写下《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世界革命的胜利将是“赤旗的胜利”“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李大钊率先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大力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当之无愧的“播火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中国革命的思想启蒙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18年，陈独秀与李大钊共同创办了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接近”的《每周评论》，以短篇文章批评时事，宣传新思想、提倡新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理论的宣传成为《每周评论》的主要宣传导向之一，它与《新青年》相互补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李大钊还为《晨报》副刊开辟了“自由论坛”和“译丛”等专栏，以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为名，广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的学说。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影响下，中国的进步青年从消沉、苦闷和彷徨中走出来，开始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天津，受陈独秀、李大钊等倡导的新思想影响，民主思想比较浓厚的南开学校、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进步师生创办发行《敬业》《校风》《南开思潮》《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等进步刊物，猛烈抨击时弊，宣传反帝反封建主张，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呼吁广大青年发愤图强、为中华腾飞而奋斗，有力地推动了天津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和李大钊通过《每周评论》支援学生的斗争，专门开辟“山东问题”专栏，报道和评论山东问题的交涉过程、运动的情况，总结经验，指导运动的发展。在此期间，陈独秀读到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深受触动，认识到“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决定与李大钊共同寻找中国革命“根本解决”的办法。他拒绝了蔡元培让其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的邀请，决心专注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动革命实践。1920年2月初，陈独秀在武汉文华大学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时，表明要“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等，这些观点的提出表明他已将马克思主义的理念融入对社会改造的思考中了。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触动了反对派的利益。从武汉回京后，为躲避反动政府军警的追捕，在李大钊的帮助下，陈独秀扮成病人，李大钊扮成生意人，二人雇了一辆骡车连夜从北京赶往天津。李大钊凭借自己的北方口音和朴实的外表负责各种交涉，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陈独秀从天津乘船去上海。

　　在这辆骡车上，一个对中国影响极为深远的伟大事件正在酝酿。两个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热烈地讨论着五四运动以来的遭遇、中国当前形势和今后的斗争方向，以及如何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等问题，他们深感中国有必要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经过一路商谈，他们对建立中国共产党有了一致意见，并约定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一南一北负责建党。从此，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始由理论研究转向了实践，中国革命的发展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南北地域下的信仰锚定

　　陈独秀到达上海后不久，便形成了南方以陈独秀在上海为中心、北方以李大钊在北京为中心筹划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局面。他们虽然身处不同地域，但南北遥相呼应，时常沟通联系，共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李大钊在中国最先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并在五四运动中起到了卓越领导作用，因此他在北京知识界特别是青年中有着崇高的威望，自然成为北方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带头人，并由此逐步开展共产主义的组织活动。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成员通过学习、研究，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产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的强烈愿望。

　　李大钊对天津的反帝爱国运动也非常关注，经常热心指导天津革命青年团体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1919年9月21日，李大钊接受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邀请来到天津，在维斯理堂对天津青年作了公开讲演。讲演后，李大钊来到刚成立不久的觉悟社，与社员们进行座谈，引导青年们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李大钊对觉悟社男女同学合作、打破封建隔阂组成团体非常赞许；对觉悟社计划出版不定期刊物《觉悟》表示赞成，并给予了许多鼓励和指导，建议大家认真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探索革命真理，为改造中国而奋斗。李大钊对于方舟等青年学生创立新生社给予了很多帮助，指导社员学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将学习心得体会、研究讨论成果发表在新生社创办的《新生》杂志上。1920年秋，在李大钊的关怀下新生社改组为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1920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

　　陈独秀到达上海后，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参加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作了《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高度评价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希望工人群众能够迅速觉悟，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使命。5月1日，《新青年》出版五一劳动节特刊，公开打出“劳工神圣”的旗帜，刊载陈独秀和其委托记者采写的各地工人阶级状况调查报告。陈独秀还组织了上海工人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纪念活动。

　　此时，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华。维经斯基一行到达天津后，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并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有广泛联系的俄籍教授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介绍，认识了北洋大学学生张太雷，并在他的陪同下，到北京大学会见了李大钊。此后，维经斯基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与李大钊和陈独秀会谈，他在了解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后，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具体帮助。随后，李大钊与陈独秀多次通信商议，一致认为应当加快建党进程。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商议，决定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并起草了党章。此后不久，围绕用“共产党”还是“社会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叫“共产党”，陈独秀表示赞同。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

　　在上海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影响、推动和帮助下，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先进分子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经过南陈北李的不断努力，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召开。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她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相约建党后的津城烽火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更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天津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十余万产业工人迫切希望改变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微薄的薪资待遇，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执着追求救国救民真理。此外，受租界和教会学校等多元文化影响，天津的社会环境相对包容，这些因素创造了利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独特环境。李大钊、陈独秀都曾应邀来到天津参加活动、发表演讲，宣传进步思想和革命主张，为天津的思想解放和革命活动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五四运动期间，天津是最早响应的城市之一，也是坚持斗争时间最长、发动群众最广泛的城市之一。五四运动后，来自俄共（布）的使者陆续造访中国，开始同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1919年夏，俄共（布）党员布尔特曼来到天津，与李大钊会面，共同商讨组建工会等问题。同年8月，俄共（布）党员鲍立维在天津同李大钊建立密切联系，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贡献了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将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并在天津设立支部，领导天津的工运斗争。9月11日，李大钊指导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于树德、安体诚创办了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宣传进步思想，启发工人觉悟。在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天津工余补习学校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天津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在团结和发动天津工人开展革命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称为“普及劳工教育之先声”“天津劳工运动的一道曙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劳动组合书记部天津支部积极推动劳动立法运动，提高工人的思想和组织觉悟，推动工人运动兴起。自1922年1月开始，天津工人为争取权益，先后组织了洗衣业、制鞋业、纸牌业、制香业、茶食行业等行业大罢工，还组织了北洋纱厂、裕元纱厂、造币厂大罢工，支援开滦五矿工人同盟罢工募捐，支援京汉铁路工人政治斗争、天津海员大罢工等活动。工人阶级的不断成长，使一批具有新的革命思想的先进分子迅速成长，为建立中共地方组织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成立之前，天津已开展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20年，李大钊委托张太雷与觉悟社社员谌小岑筹备组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通过了由张太雷起草的团章。1921年，因张太雷离津，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暂时停顿。1922年，邓中夏受北京党组织委派到天津重建社会主义青年团。3月1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后，积极在工人中间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建立天津党组织的条件日益成熟。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根据李大钊指示，于方舟、江浩、李锡九等人于1924年组建了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并秘密成立中共天津党小组，负责筹建中共天津地方组织。同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重新建立，并先后在南开中学、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官立一中等学校成立了8个支部。党小组和团组织的快速发展，有力推动了中共天津地委的建立。此时，任中共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委员长的李大钊，指示天津党团组织将超龄团员尽量转入党组织，天津10余名团员随后陆续转为中共党员。至此，天津已有共产党员近20名，建立中共天津地方组织的条件基本成熟。

　　1924年9月，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法租界普爱里34号正式成立。从此，天津的革命斗争有了更加有力、统一的领导核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后，先后作出关于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决议，带领工人和各界群众投入到日益兴起的国民革命运动中，掀起了新的革命高潮。

　　“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是破解中国深重社会危机的时代应答，为漫漫长夜中的中华民族点亮了新生的曙光；是革命先驱共同信仰的璀璨绽放，为迷茫困顿中的神州大地播撒下了希望的火种。天津这座见证“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伟大时刻的红色城市，因此承载了厚重而深沉的历史记忆，激励着一代代海河儿女在党的旗帜下，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勇毅前行，不断谱写出不愧时代的壮美华章。

　　（作者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地方党史资料征集处一级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