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世代相承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辞海》），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创造精神，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文学以艺术形式或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或探索人性奥秘，归根结底是人学。因此，文学尤其是地域文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避免地成为重要的表现内容。

　　文学作品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书写往往能为虚构的创作提供仿真的物质外壳。假如一部小说中，写到胡同、豆汁儿、皇城根儿，读者会将故事的发生地定位在北京；如果作品描写了天后宫、鼓楼、海河，描写狗不理包子、耳朵眼儿炸糕，渲染喧腾热闹的皇会、生动逼真的杨柳青年画，没错，这故事是发生在天津了。读者阅读时在脑海里不自觉地为某个地域画像的过程恰恰说明，“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是某种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书写，有助于读者“对号入座”，沉浸于文学作品构建的虚构空间，进一步追索文本的言外之意。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外在表象的关联。优秀的作家，往往能透过表象抓住本质，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书写点染出该地域独特的文化底蕴。比如冯骥才的《神鞭》，开篇即不惜笔墨地描写天津的皇会，洋洋洒洒、热闹非凡，读来却让人丝毫没有繁琐之感。这段描写不仅为小说主人公的出场构建了必要的物质空间，其本身也成为天津地域文化的一个审美镜像，暗示了这块土地几百年来依河海而生的文化底蕴。近几年来，冯骥才延续了《俗世奇人》系列短篇小说的创作，继续为读者讲述津门奇人奇事，其中不少篇什涉及天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杨柳青年画（《鼓一张》）、糖堆儿（《大关丁》）、茶汤（《好嘴杨巴》）、药糖（《四十八样》），花会（《跟会》）、狗不理包子（《狗不理》）等。小说中，各式各样的奇人与这些传统手工艺相互成就：传统手工艺品因为奇人的潜心琢磨、精益求精，遂成为地方物产的一绝；奇人形象也因为这些奇技的“加持”而焕发出迷人的光彩。中国其他地域文学中，也有书写工匠的作品，如汪曾祺原籍江苏高邮，他的小说也偏爱塑造故乡从事传统职业的小匠人，他们专注于技艺本身，小说中呈现的匠人悠然自得的劳作过程显示出作者热心世俗又超越世俗的审美追求。与之相较，天津的奇人很有意思，他们不但注重技艺层面的革新，更会着意在商品的宣传营销上别出心裁，奇招百出。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即便是同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文化的差异也会为其注入截然不同的精气神儿。从不同地域差异化的手艺人形象可以看出，近代以来天津人见多识广、头脑灵活和天津商业文化氛围浓郁的地域特色十分鲜明。

　　仔细观察当代文学，就会发现有许多长篇小说中包含非遗元素，比如贾平凹的《秦腔》、王安忆的《天香》等。天津文学中，扈其震的《大画舫》是一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柳青年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围绕杨柳青年画的历史变迁，展现一代代年画创作者以生命去守护年画艺术的心路历程。其间，商业竞争与艺术革新并驾齐驱，绘画者的经历与年画的命运息息相关，令人唏嘘感叹。小说既表现出杨柳青年画的艺术特色，又将绘画者对艺术的热爱与虔诚刻画得格外感人。李治邦的长篇小说《津门十八街》则是津味儿十足，作者一方面追溯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八街麻花的历史变迁轨迹，另一方面又为读者勾勒出近代天津各阶层的众生相。此外，李莹的长篇小说《响铜记》，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汉沽飞镲在当下社会环境中的发展困境，试图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在现代社会进行转型以及传承的命题。

　　综览这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书写会发现，当作者对非遗过于关注而忽略了人物塑造的时候，文学作品往往会失去灵性与光彩，此时的非遗书写就会变成某种地域文化的堆砌，徒有其形而无其神；而当非遗书写重回文学的本来面目，为人物形象服务，为故事发展服务，展示人类发展的种种困境、反映错综复杂的社会变迁之时，这类书写反而能随着文学作品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而流传久远。

　　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文学作品中，恰到好处的非遗书写能提升地域文化的审美底蕴，彰显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而对非遗来说，文学则是非常重要的传播媒介。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跨媒介改编实践，往往能引发人们对非遗的关注热情，使其愈发珍视自身浸润的地域文化，增强其地域认同感。当前，非遗的保护任重而道远，地域文学的书写也存在着更多新奇有趣的探索空间，也许，推进二者的深度融合正是一条相得益彰、互利双赢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