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思想家王充以著作《论衡》为武器，对汉代神学化儒学展开批判，历来被冠以“理性先驱”或“宿命论者”之名。然而，这种二元对立的解读往往遮蔽了其思想的内在张力与时代关联。马小菲老师的新著《济世与利己：王充以“疾虚妄”为中心的思想世界》（以下简称《济世与利己》）突破传统框架，以“疾虚妄”为枢纽，通过思想史、社会史与制度史的多维视角，系统重构了王充思想的复杂图景，揭示其“济世”理想与“利己”诉求的交织，并以此为切入点，展现了东汉前期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与思想突围。本书不仅深化了王充研究的理论深度，更以方法论的自觉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范式。全书主要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思想生成机制的多维还原。本书以个人史视角重构思想史，通过制度困境、地域文化、个体经验的交织分析，揭示了王充思想的生成机制。第一章聚焦西汉后期至东汉初的思潮变迁，以“通人”群体的兴起为核心，揭示了儒学从“专精”向“博通”转型的思想背景。作者突破传统研究对“通人”作为儒家学说章句烦琐批判者的认知，指出其更深层的意图在于剥离儒学中的谶纬神学色彩，恢复其理性底色。这一转型既是对王莽新政复古失败的反思，也为王充思想的生成提供了“尚知求真”与“现实主义”并存的矛盾土壤。第二章则通过钩沉王充的生平，将宏观的思想史与个人命运紧密结合。察举制对“专经”与实务能力的偏重，解释了王充仕途挫败的制度性动因；会稽郡的巫鬼文化、家族“任气”之风与中原儒学的碰撞，塑造了其“务实而叛逆”的精神特质。这种“语境化”研究路径，将思想史从抽象观念还原为具体历史实践，揭示了“济世”理想与“利己”诉求并存的现实根源。对生平与思想的互文性分析，为后文解读其思想矛盾性埋下伏笔。

　　第二，对王充“疾虚妄”思想的再阐释。本书最大突破在于对“疾虚妄”从批判工具到生存哲学的创造性解构。作者指出，“疾虚妄”不仅是王充批驳神学迷信的理性工具，更是其应对现实困境的生存策略。例如，第三章中，王充将人的命运归为先天注定，剥离儒家命论中的道德主体性，既是对汉代选官制度的隐性批判，对儒家道德决定论的解构，亦是对个人仕途挫败的自我慰藉。而在第四章中，王充从操作层面和理论层面对汉儒宣扬的“天人感应”之说予以抨击，并指出这是“神道设教”的手段。他以自然主义否定灾异和祥瑞与人事关联，指出一切灾异和祥瑞的发生都是偶然。其观点既源于“通人”的理性精神，亦暗含为君主开脱的政治考量，隐现其谋求仕进的功利诉求，“为汉平说”同时也有媚上自荐之意。这一视角打破了“进步性—局限性”的二元框架，将思想还原为个体与时代对话的动态产物。

　　第三，对王充思想矛盾根源的深刻剖析。《论衡》所示王充思想的种种矛盾根源可以归纳为两个字——“命论”。一方面，他肯定教化对人道德修养的改变作用；另一方面，又一再强调命运的必然性，主张人只能被动接受而无法主动掌握命运，这种“极端命定论”否定了道德努力的意义，也暴露了王充思想的内在矛盾。王充命定论的形成源于他的自身遭遇，他无法跳出时代批判选官制度不合理，对道家自然学说的吸收又使得他进一步坚信命运中没有因果律。他自认才华横溢，道德上也并没有瑕疵，但仕途坎坷，最终把种种原因归结为命运的先天注定，并且在著作中极力想要证明这一点。这既是对个人内心的安抚，也是向外界表明自己的境遇并非个人因素造成的，为自己辩解发声。

　　第四，对王充独特“济世”情怀的关注。王充以自然主义思想为基础，系统性地否定了“人死为鬼”的传统观念，并对当时盛行的厚葬之风与神仙信仰展开深刻批判，主张简化丧葬礼仪、改革祭祀制度，这一系列举措都体现了其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理想。王充的批判立场并非绝对化。他对某些民间禁忌的有限度保留，以及对祭祀活动教化功能的肯定，实际上反映了作为儒者的现实考量，体现了理想改造与现实接纳之间的张力。与其他儒家学者相比，王充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仅关注风俗改革的社会效果，更致力于从思想根源上消解民间信仰的理论基础。然而，王充将“命”作为解释人间祸福的终极依据，实际上消解了个人道德努力的价值意义，这成为其思想体系中最显著的悖论。尽管存在这样的理论困境，我们仍应认识到，王充对鬼神天命问题的探讨本质上仍延续了儒家“教化民众”的思想传统，是其“济世”情怀的重要体现。这种将理性批判精神与儒家社会责任感相结合的思想特质，使王充在汉代思想史上占据独特地位。

　　第五，“济世”与“利己”两条辩证主线贯穿始终。马小菲指出，王充的“济世”理想始终与“利己”诉求交织。如第六章对“儒生胜文吏”的论证，表面是为儒生群体争取话语权，实则通过强调“文儒”的著作才能，间接为自身学术成就正名。在讨论圣人与贤者时，王充又破除了圣人的神性，从文章著作的角度为贤者争取与圣人近似的地位和话语权，实质上也是对身为“贤者”的自己的标榜。这种公私交织的张力，揭示了中下层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夹缝中的普遍困境。

　　第六，比较视野与思想定位的拓展研究。该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突破在于构建了立体化的比较研究框架，通过横向与纵向的双重维度，全面把握王充思想的历史定位。在横向比较方面，作者将王充置于汉代思想谱系中进行考察，特别是与主流汉儒思想的对话关系。第四章通过细致对比董仲舒等汉儒构建的“灾异论”与王充提出的“自然论”，本书不仅揭示了二者在天人关系认知上的根本分歧，更凸显了王充思想中独特的理性批判精神。这种比较研究超越了简单的观点对照，深入剖析了不同思想体系背后的认知逻辑和价值取向。在纵向比较维度上，作者将王充思想置于从先秦到魏晋的思想发展脉络中进行考察。一方面追溯其思想与先秦诸子（特别是道家自然观）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探究其对魏晋玄学的潜在影响。这种历时性的比较研究，既避免了孤立看待思想家个体的局限，又准确把握了思想发展的内在连续性。本书不仅准确定位了王充在汉代思想史坐标系中的位置，更深刻展现了其思想对后世中国思想发展的潜在影响，为理解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的思想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七，中下层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书写。以往研究多聚焦董仲舒、扬雄等精英人物，本书则以王充为个案，揭示了思想史中被遮蔽的“边缘声音”，展现了东汉前期中下层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夹缝中的普遍困境：他们既以学问“济世”自期，又不得不在功名压力下“利己”；既批判俗儒的功利化，自身却难以摆脱时代桎梏。他们的思想或许缺乏体系性，却真实反映了时代的精神焦虑与价值冲突，为理解思想史的多元脉络提供了鲜活个案。这种“边缘群体”的精神史书写，突破了以精英思想为中心的叙事模式。王充对民间信仰的批判与妥协，展现了精英思想与民间文化的复杂互动。此类研究可拓展至汉代方术、谶纬等领域，深化对思想史多元脉络的理解。

　　总之，《济世与利己》是一部兼具思想深度与历史温度的典范之作。作者以细腻的文本解读与宏阔的学术视野，成功地将王充从“反叛偶像”或“宿命论者”的标签中解放出来，将其还原为在理想与现实间挣扎的鲜活个体。通过“疾虚妄”这一核心概念的再阐释，本书不仅重构了王充思想的复杂图景，更以方法论的自觉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