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太平街初级小学是我的启蒙地，学校不大，位于上太平街与福胜街毗连处，离我家不出二百米。上学时，每天经过街上的店铺门口，望得最多、跑得最勤、印象最深的要数南货店“惠来兴”。听街上老人们讲，“惠来兴”是民国初年的老店，公私合营后旧貌换新颜。整条街的南货业数它规模大、品种齐、花色新——秘制橄榄，香气浓郁，浑身乌亮，嚼劲厚醇；灯芯糕，条子匀均，朗实柔顺，爽口清心；酥心饼，油质淳润，色泽金黄，味甜鲜嫩。拆零的香烟，切碎的槟榔，样样有，还有白糖盐醋藕。它给街坊邻居带来不少方便，也予年少的我们许多欢欣时刻。

　　记得当时“惠来兴”有一年轻女营业员姓王，小孩子叫她王小姨；另一年纪稍长的男营业员姓李，我们唤他李大伯。王小姨长相端正，朴实大方，麻利认真；李大伯身体微胖，和蔼可亲。他们对顾客都很热情，但做派套路截然不同。

　　有一次我在王小姨手上称五毛钱太妃糖，她抓了大把糖粒子往秤盘上一丢，我看有这么多，心里蛮喜欢。她望下秤连忙拿走三五颗，我心立马紧一阵。再瞧，她又去掉一两颗，我心中凉一分。随着秤杆的摆动，最后她又悄悄拣下一颗，那一刻我心情很不好。李大伯就不同，有天近黄昏，外婆做肉饼，吩嘱我去称两毛钱的胡椒饼，我兴冲冲跑到“惠来兴”，上气不接下气。碰到李大伯称秤，他往秤盘上铺张纸，夹了十几片胡椒饼轻轻摆好放当中。他瞥下秤，添了三五片饼，这时我已舒了口气。再望，他又加了二三片，这下我高了兴。李大伯娴熟卷纸打包时，顺手又添了片饼说：“这张纸打了秤，还要补一片。”兴许肉里掺了胡椒饼，外婆做的肉饼格外香嫩，三扒两嚼，鼓眼一吞，那顿晚饭吃得过瘾。稍后更事，我觉得王小姨并没少我的秤，李大伯也没有多我的饼，倒是他后添的那一片，公道赚人心。

　　有一年临近春节，“惠来兴”忙不停，店里临时请了一个姓万的年轻人来帮忙。大人上“惠来兴”办年货，小孩在家想着新年快乐。对门的“四毛”、隔壁的“柱子”和我是“铁三角”，三人一起商量如何过个热闹年。“柱子”买了捆冲天炮；“四毛”买了把转珠连；我准备了长挂鞭炮两千响，小心翼翼将它拆成了单个。资源整合后，大家扯平均，约好年三十晚上守岁玩个通宵。吃完团圆饭相聚“惠来兴”，三人衣裤兜鼓囊囊的，好生得意。此时“惠来兴”鲜有顾客，略显清静。玩鞭炮需要火，“柱子”“四毛”各叼一纸烟，我老爸只吹“喇叭筒”(手卷的纸烟），家里也没有纸烟存货，我只好准备了买火柴的二分钱。“四毛”耳朵上还夹了支烟，见状将它递给了我。三人在附近架起场，焰火闪鞭炮鸣，烟雾腾腾年味儿浓。玩在兴致上，烟屁股熄了火，想买烟钱不够，我心里打转转，招呼都没打，一溜烟跑到“惠来兴”，只见万哥准备打烊上门板，我急忙挤进去买火柴，等他转身去拿货，我慌忙在前面柜台上摸了三根散烟，香烟火柴到手，转身就走。找到“柱子”“四毛”，忙将手中的烟每人分一根，当时他俩蛮高兴，我也没有跟他们讲过程。过后细思量，总觉得心里不对劲。

　　一晃数十年，“惠来兴”的货架上至今还放置着我们少时的草率和粗忽，她的温馨与公允仍在心室里原封未动，而那个曾经青涩莽撞的少年没再见识过那样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