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的大家族不仅仅是财大气粗，社会影响深远，而且还是当时各种复杂因素的交叠之处。可以说，对当时的大家族有深入的了解，就能对近代天津的复杂状况有一个较为宏观的认知。在这方面，林希可谓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也有强烈的意愿书写这些大家族的辉煌与落寞。

　　在小说里，林希经常使用第一人称叙事，这个叙事人“我”，在故事里是侯家三爷的孙子，属于侯家正房，是整个侯家大院的掌门人。但有趣的是，他更喜欢写偏房侯七爷南院里的事，这便有了一个“正院视角”下的偏房故事，这种叙事姿态是很值得玩味的，里面是否暗含了作家的某种态度？因为这些偏房故事大多荒诞不经。比如《糊涂老太》，就是写南院主事的侯七老太因为年老，记忆力和判断力都有较为明显的衰退；侯七老太在子女管教方面同样充满了戏剧性，长子侯天成迷恋戏曲，不但写鼓词、在戏院挥霍无度，还娶了梅花大鼓女艺人，气得侯三爷将其驱离侯家大院，南院为侯天成买下一座公馆，但家里的曲听腻了，他又继续到戏院听京韵大鼓，花费更甚。次子侯宝成则是被叙述者用“吃喝嫖赌”四个字概括了其行径，并且毫无理由也在外面买了公馆。只有最小的儿子侯玉成踏实读书，考上了高等工科学校，但却令父母摇头，因其脱离了大户子弟惯常的轨迹。然而就是这个“非主流”的儿子，最终不但不会挥霍钱财，而且有稳定的收入和家庭。

　　写大家族，没有丰富的资料储备是不敢想象的。关于曲艺，林希自然是非常熟悉的，《糊涂老太》并不能完全展现其对曲艺的熟悉程度，《五先生》就更为充分一些。“五先生”正是“糊涂老太”的长子侯天成，堪称纨绔子弟的一个样板，虽然不务正业吃喝玩乐，却精通甚广，说戏、画戏剧人物和花样子、吹箫以及养花养鸟养蛐蛐，还能给报纸做写手，尤爱梅花大鼓，并且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善良的品性。五先生是诸多人物形象中较少受到作者批判且寄予些许同情的一位，作者也通过五先生这一人物，观察到与之接触的众多小人物的反复与无奈。

　　《家贼》和《遛笼》将视角集中在了同样是南院的侯九爷家中。《家贼》里的侯九爷有两副面孔（或可说两重身份），一副是接近于军阀的行伍中人，另一副是流连遛鸟与女色的纨绔子弟，这第二重身份与侯家大院相得益彰，第一重身份又让他与众人区别开来，同中有异，这便是林希小说引人入胜之处。侯九爷的两个儿子，侯莘之继承的是第二重身份，玩蛐蛐开销巨大，侯萱之则被送到保定军官学校，认为这样能够保住侯家的地位和利益，未曾想刚到军营就以莫须有罪名被收监羁押。弟弟侯莘之带着家里的金条找到军阀齐燮元，后者放出了侯萱之。后来兄弟二人因志不同道不合，上演了兄弟相残的一幕。家风混乱，人心不古，大家族成了当时社会的缩影。

　　《遛笼》和《善人坊》这两部中篇小说，可以看作一枚硬币的两面，分别用正写和反写勾勒出大家族的形态。侯九爷先后拥有了一只翡翠鸟和一对芙蓉子规，爱不释手，不惜重金购买了极为奢侈的手工鸟笼来匹配三只鸟，从中获得极大满足。不巧的是，即使如此昂贵的鸟笼也没能留住这三只鸟，这给侯九爷造成了极大的内心伤害，他失魂落魄地独自提笼进树林，幻想高贵品种的鸟自投罗网。这是一出无伤大雅的纨绔子弟的滑稽戏，并不沉重，却引人深思。《善人坊》写侯三爷为了给侯家延续好名声，处心积虑做“善事”，想为家族争得一座善人坊。可“善事”做遍，总是差一些火候。经家中老用人吴三代提醒，侯三爷得知还需要找常闲人买通官面。不料常闲人贪得无厌，先后让自己的女儿、妻子和老母扮演贫民求财，被揭发后才为侯家立坊。整篇小说虽然都在讲主角“行善积德”的努力，但不断牵扯出的丑闻暗示了“善举”背后的社会现实，即一个腐朽的旧社会。在这样的旧社会里，无论是家族还是个人独善其身的难度，都被作者直截了当地呈现出来。

　　大家族书写，最能反映社会百态，也最考验作家的创作功力。林希在这一领域勤奋且精心耕耘，取得的成绩显而易见，他的作品展示了旧天津的丰富驳杂，以文学的形式呈现了另一种社会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