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赵冬梅，最近几年始终保持着一年一部甚至多部著作的出版速度。当历史的长卷在其笔下缓缓展开，北宋的士大夫群体宛如银河倾泻，在帝制的苍穹下划出璀璨轨迹。他们不是史官笔下冰冷的符号，而是带着体温的文明火种——范仲淹在杭州西湖畔泛舟赈饥，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誓言化作涟漪；富弼于青州十万流民中搭建的丛冢，让“仁者爱人”的光芒穿透生死……这些被科举锻造的士大夫，用通经致用的智慧、犯颜直谏的勇气、济时行道的担当，共同谱写出帝制时代最动人的政治诗篇。

　　《赵宋：如是我见》一书由六篇讲座构成，可以分为四个单元：《华夏群星闪耀时》是最简版的北宋政治文化兴衰史，上篇介绍北宋前中期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展现“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下篇讲述“大变法”如何造成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是“最好成绩”的消失史；《东坡过岭》讲述“过岭”之后的苏东坡在惠州的快乐生活，《苏轼，在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通过文本细读，分析苏轼兄弟是如何看待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帝制时期的王朝政治》试图从《白虎通义》等帝制国家官方树立、承认的理论文本出发，抽象出帝制时期王朝政治的理想形态，为不同王朝的政治史研究建立坐标；《传统中国，何为真实》讨论了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古人所说的“真实表达”（或者说“实录”），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真实表达”，真的是一回事吗？怎样的表达才是真实的？

　　北宋士大夫：政治文明的璀璨星辰

　　《华夏群星闪耀时》中，将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比作“永不熄灭的灯塔”。作者以如椽巨笔勾勒出李沆“节用爱人”的宰相格局，王旦“东南民力竭矣”的肺腑之言，韩琦的书生风骨。这些片段在历史长河中如星般闪烁，构成了中华文明特有的精神光谱：既有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情怀，又有“从道不从君”的独立品格；既有“先忧后乐”的济世热忱，又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勇气。

　　在《帝制时期的王朝政治》一章中，赵冬梅潜入历史的基因库，从《白虎通义》的字缝间破译帝制的密码。这部东汉的“宪法大纲”，将 “三纲六纪”编织成文明的经纬，在“君为臣纲”的铁律中嵌入“以民为本”的弹性条款。作者以精妙的比喻揭示其本质：“帝制政治如同精密的浑天仪，皇权是不动的北极星，官僚体系是运转的齿轮，而百姓则是承载一切的大地。”

　　这种政治架构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既维护了皇权的绝对性，又为士大夫的犯颜直谏预留了空间。书中引用的“三旨宰相”王珪与“理财能臣”吴居厚的对比，深刻展现了制度设计与人性弱点的永恒博弈。当王珪在“取圣旨”中消解宰相的辅弼职能，吴居厚在“羡余”中丧失为官的道德底线，帝制政治的基因缺陷便暴露无遗。

　　冰裂之音：大变法的文明阵痛

　　当王安石在神宗耳边描绘“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蓝图时，北宋的政治文明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冰裂。赵冬梅以手术刀般的精准，剖开变法背后的密码：青苗法的铜臭锈蚀了“国是”的崇高，市易务的算盘碾碎了“异论相搅”的包容，“三旨宰相”的应声虫姿态消解了“坐而论道”的尊严。曾经群星闪耀的天空，逐渐被“国是政治”的阴云笼罩，官僚集团沦为皇权的精密齿轮，士大夫精神在“工具理性”的绞杀中奄奄一息。

　　《大变法与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一章，堪称文明崩塌的启示录。作者通过吕惠卿“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的威胁、吴居厚“京东之人恨不食其肉”的聚敛，揭示了法家思想对儒家伦理的侵蚀。当“惠民”变成“惠国”，当“爱人”异化为“爱君”，政治文明的蜕变如冰川开裂，在寂静中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这种蜕变不仅终结了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更在历史深处埋下了“权相政治”的隐患。

　　变法还导致了政治文化的变迁。“国是政治”的出现，使得皇帝与一二宰执共同确定唯一正确的方针政策，不容置疑和讨论。这种政治模式，压制了不同意见，导致了政治的僵化和腐败。而“士贱君肆”的局面，则使得士大夫们在皇权面前失去了尊严和独立性，沦为了皇权的附属品。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不仅是一场改革的失败，更是政治文明的一次倒退。它让我们看到，在皇权专制的体制下，任何试图通过改革来实现政治文明进步的努力，都可能因为制度的缺陷和人性的弱点而夭折。

　　岭南星斗：苏轼的文明突围

　　在黄州赤壁的江声里，在惠州松醪酒的芬芳中，苏轼用生命演绎着士大夫精神的终极形态。赵冬梅笔下的“东坡过岭”，不是简单的贬谪叙事，而是文明困境中的诗意突围。当五十九岁的苏轼跨越瘴疠之地，他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哲思化作岭南的荔枝香，在“日啖荔枝三百颗”的惬意中完成对苦难的超越。这种超越不是消极避世，而是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自嘲，将个人命运与文明进程紧紧相连。

　　书中《东坡过岭》与《苏轼，在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两章，构成了文明困境中的双重奏。作者通过苏轼兄弟对变法的复杂态度，展现了士大夫在理想与现实间的艰难抉择。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恰似暗夜中的北斗，为迷失指引方向。

　　苏轼与程之才的和解，更是文明韧性的生动注脚。四十二年的恩怨情仇，在岭南的青山秀水间涣然冰释。这种超越政治立场的精神共鸣，恰似珠江之水，虽经九曲十八弯，终归入海。

　　何为真实：帝制政治的终极追问

　　在《传统中国，何为真实》一章中，赵冬梅揭开了“实录”传统的神秘面纱。她通过解读《春秋》“微而显，志而晦”的笔法，揭示了传统中国的真实观：“真实不是客观的镜像，而是礼法框架下的主观建构。”书中引用的《辨奸论》真伪之辩，恰是这种真实观的生动注脚——当“真实”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历史便陷入了永恒的迷雾。

　　作者以“如是我见”的坦诚，打破了历史研究的“客观神话”。她告诉我们，传统中国的“真实”是礼法框架下的真实，是权力场域中的真实。这种真实观既孕育了“董狐直笔”的史官精神，也催生了“为君隐恶”的政治智慧。在帝制的光谱中，儒家理想与法家现实的博弈从未停歇，而这种博弈恰恰构成了中华文明特有的韧性。

　　千年回响：文明长河的当代启示

　　在《赵宋：如是我见》的叙事中，广州既是文明的边疆，也是文明的熔炉。赵冬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开封视角下的广州：“犀象、珠玑、异香灵药”的繁华背后，是“教化未孚”的偏见；“番汉杂居”的包容之中，藏着“诡辞巧辩”的误解。这种双重性，恰是帝制文明的缩影——中央集权的刚性与地方多元的弹性，在广州形成奇妙的张力。

　　书中关于广州的描述，构成了文明对话的启示录。当刘富与卒押陀罗捐资助学，当番坊的清真寺与州学的文庙比邻而居，广州展现出惊人的文明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在作者笔下化作“珠江入海处的浪花，既保持着淡水的清澈，又吸纳着咸水的深邃”。而章楶“二广据五岭之南”的奏疏，则揭示了中央对边疆的复杂心态：既依赖其市舶之利，又警惕其“教化未孚”。

　　合上《赵宋：如是我见》，历史的余韵仍在耳畔回响。赵冬梅用文学之光照亮历史的暗角，以史家之笔书写文明的史诗。她笔下的北宋，既是“华夏文明造极之世”的巅峰，也是“士贱君肆”困境的开端；既是理想主义的试验场，也是实用主义的屠宰场。这种矛盾性，恰是那段时光的独特魅力所在。

　　赵冬梅的历史叩问振聋发聩，她提醒我们，文明的进步不是线性的攀升，而是螺旋式的上升；政治的智慧不仅在于制度设计，更在于人文精神的培育。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遗产，犹如夜空中的星斗，永远在历史的苍穹中闪烁，为人类文明指引方向。这部《赵宋：如是我见》是一部文明的启示录，也是一首历史的抒情诗。它让我们在千年后的今天，依然能触摸到士大夫的体温，听见文明裂变的声响，看见理想主义的星光。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写：“我尽我诚，希望得到你的批评。”这份真诚，恰是对历史最好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