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革命的实质就是事物自我扬弃的过程，从而实现自我超越，其内在蕴含着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逻辑环节。所谓自我净化，就是自觉割除毒瘤，保证其肌体健康；自我完善，就是自觉丰富功能，健全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自我革新，就是要解放思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自我提高，就是要自觉增长才干，全面增强执政本领。
恩格斯曾经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我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虽然没有提出自我革命这一命题，但自我革命却始终贯穿于党的发展过程中，并成为其基本的“政治基因”。特别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进行自我革命的伟大尝试和光辉典范。
谨以此文纪念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
一 遵义会议割除了寄生在党的肌体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这块毒瘤，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政治品格
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创建红色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二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并用其指导中国革命的道路。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自身还不成熟，加之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左”倾教条主义一度处于主导地位。
（一）“左”倾教条主义是幼年中国共产党肌体中的一块毒瘤，它的危害达4年之久
1931年1月，王明在共产国际远东负责人米夫的支持下，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成为党的实际负责人，他提出“只有国际路线才是挽救中国革命的武器”这一不顾中国实际、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左”倾教条主义观念。王明在去莫斯科做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之前，特意安排从苏联留学回来、没有任何实际斗争经验的博古“负总责”，继续执行其教条主义路线。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便开始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
从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到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左”倾教条主义者逐步解除了拒绝执行教条主义路线的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他们不顾中国的实际，提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口号。
1933年9月下旬，共产国际向中央苏区派来了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担任过苏联红军骑兵师参谋长的奥托·布劳恩即李德作为军事顾问。不懂军事的博古将红军的指挥权全权地委托给李德。李德不顾中国的实际，照搬欧洲的正规战、放弃原中央苏区行之有效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使弱小的红军硬刚强大的敌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优势之敌死打硬拼，疲于应对，“每次战役总是死伤二三千”“十五万以上（将近二十万）的新战士……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苦战一年多，中央苏区红军陷入绝境，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
在李德、博古的把持下，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即长征这样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长征变成了搬家式的行动，带着许多笨重的印刷设备、军工机器等物资，行动迟缓，由于中央红军缺乏机动，一场湘江血战，中央红军折损过半，遭受了红军建军以来最惨重的一次损失。
（二）遵义会议清除了“左”倾教条主义这块毒瘤，党在自我革命中涅槃新生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李德、博古在红军指战员中失去了公信力，广大的红军指战员盼望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而这时的李德、博古仍固执己见，他们不顾蒋介石在沿途布下三十万重兵的事实，执意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他们展开了有理有节的斗争。从老山界到通道，再到黎平、猴场，一路展开争论。
1934年12月至1935年初，中共中央前后召开了三次重要会议即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与会的大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向贵州进军的实事求是的军事路线，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断否定博古、李德“左”倾教条主义的瞎指挥，不再迷信共产国际指示、盲从苏联经验。“许多同志已从一次次的失败中觉悟过来，逐渐对他们的一套发生怀疑，认识到必须改变党和红军的领导，从当时的实际出发，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这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宣传敌人的强大和党在白区工作的不力，为“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推卸责任。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毛泽东在会上的长篇发言为会议定了主基调。他批评博古的报告是为自己的错误辩护，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其根源在于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其错误体现在战争中的三个阶段，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
遵义会议解除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指挥权，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直接讨论的是军事问题，实际上是对几年来基本路线问题的再审议。博古既主持会议，同时在路线方面又是被审查的对象。遵义会议不仅是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总结，更着眼于党和红军未来的路怎么走，这可是当时党和红军头等的政治问题，正如遵义会议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指出，“必须处处从实际出发，包括从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就表明遵义会议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也因此它在革命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党经过自我净化与自我革新，获得了涅槃新生。
二 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是自我革命的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生动阐释
遵义会议被公认为党在生死攸关时刻的正确抉择，其重大的历史意义，时间越久越能得到印证。党的重要文献称遵义会议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所谓转折点，通常是指由新事物替代旧事物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时刻。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的状况明显地改善，生动地再现了党在自我革命中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两个重要环节。
（一）就领导体制而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比之以往更成熟、更有能力，特别是具备了应对和化解重大危机与风险的能力
邓小平同志曾多次谈到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他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遵义会议之后亦然。遵义会议后不久，出现了“是否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风波。1935年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要求攻打交通便利、商贸繁荣的打鼓新场。张闻天在苟坝召集大家开会讨论，会议从以少数服从多数否定毛泽东“不能打”的正确意见，再到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到周恩来处辨明敌情，翌日晨再次开会接受毛泽东正确意见，并采纳了毛泽东“鉴于军情瞬息万变，成立新的‘三人团’指挥红军以取代集体开会研究作战”的建议，充分反映新的领导班子知错必纠的民主作风，相比中央苏区时，李德、博古的惩办主义、以个人的专断代替整个军委的决策，领导班子素质大为提高。
1935年5月12日在会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针对林彪所谓“走了弓背”和要求撤换军事指挥的错误意见，与会者明辨了是非，对林彪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教育，反映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党性强、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政治品格。在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的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坚持团结—斗争—团结的方针，既有策略上的让步，又有原则上的斗争，最终战胜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体现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不凡定力，以及斗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显示出高超的斗争艺术。
（二）遵义会议后，红军作战更加机动灵活、处处主动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灵魂，“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毛泽东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他实际上对军队的指挥以及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蒋介石为阻止红军北出四川，或东进与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调集数十万大军向遵义一带铁壁合围，企图一举围歼红军。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示形北渡长江，却忽然西进扎西；待敌奔来时，掉头东进，再占遵义；当敌合围遵义、鸭溪之际，红军再次西进，跳出包围圈；当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北渡长江布重兵，红军却折返贵州，佯攻蒋介石坐镇的贵阳，调出滇军致云南空虚，红军虚晃一枪于昆明，忽然向北从容渡过金沙江，将数十万国民党大军甩在后面。其间红军四渡赤水，是遵义会议后取得的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神来之笔，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指挥艺术。
随后，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涉过险象环生的草地，胜利地完成了长征，通过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进行对比，党和红军更加明白一个道理：遵义会议确立的正确路线，以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为代表的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指挥艺术，是党和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三 遵义会议留下的政治遗产：自我革命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利器
遵义会议勇于纠正错误，其确立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依靠群众的思想路线，自此成为全党公认的正确道路，并作为一种宝贵的政治财富持续相传。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因而在之后的几十年岁月里，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巨大的成就。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一）自我革命是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制胜法宝
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却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永恒不变的，必须在接续的自我革命中进行锻造与淬炼，从而不断地实现自我净化与自我革新，必须有解决大党独有难题长期而艰巨的清醒，必须有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自觉向体内病灶开刀，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要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要不讳疾忌医，敢于刀刃向内，同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行为作斗争，唯有如此，党才能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自我革命是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胜法宝
历代封建王朝由盛而衰、农民起义先胜后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其中蕴含着治乱兴衰的周期率，究其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地指出，“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还说到，而我们党之所以能长期执政，就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从八七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到遵义会议清除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毒瘤，到开展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任务的延安整风运动，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再到党的二十大“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历史深刻昭示，中国共产党始终直面自身问题，勇于实现自身革命性锻造，从而跳出历史周期率，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
（三）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党的自我革命目的不仅仅限于解决自身问题，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推进社会革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新时代，党的社会革命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前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全球经济失衡加剧、政治多极化日趋明显，各种风险隐患交织重叠，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锻造，才能获得防范和应对重大风险的历史主动，进而更好地担负起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就弘扬遵义会议精神作出重要指示，“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时代弘扬遵义会议形成的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就是要始终具有“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在不断地自我革命中把我们党淬炼成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人民衷心拥护、能经受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