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爷爷孙犁，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干报纸的”。因为从记事起，每次去多伦道216号那既熟悉又神秘的大杂院探望爷爷，父亲总轻声告诉我这间屋住的是有名的记者、那间屋住的是印刷报纸的叔叔……整个大院都是天津日报社同事。

　　“干报纸的”的爷爷，屋里自然少不了报纸，除了《天津日报》，还有《光明日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等好多报纸。不过，比报纸更能引起我好奇的，是爷爷的书。

　　爷爷的书特别多，有一类是放在桌上平常翻看的，大多是友人、出版社寄送的；还有一类是藏书，藏书可不一般，虽然数量不少，但我从没有机会一睹它们的真容，因为都被爷爷锁在一排木制书柜里了。爷爷对这些书的感情，是我多年之后在他的文字中了解的——“我喜爱书，珍惜书”“我的一生……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我特别爱好书，书就成了生死与共之物”。“生死与共”四个字有多沉重，爷爷对书的情感就有多深挚。书是爷爷最亲密的伙伴，他读书、买书、访书、修补书、包书衣、藏书、写书，一生为书而忙，一生乐在书中。

　　在我的记忆里，爷爷的形象总是与书相伴出现的。

　　很多次，我一踏进屋门，就看见爷爷在包书皮，屋里异常安静，只有纸折来折去窸窸窣窣的声音。爷爷的书多用牛皮纸来包书皮，原因无他，随手可得废物利用罢了。几乎每天，都会有从全国各地寄来的杂志、书籍到家，他把包装的牛皮纸大信封一一展平铺好，用厚书压着，过段时间就能拿来包书皮了。

　　他包书皮的手法如行云流水，熟练之至，已经无需过脑，单凭肌肉记忆即可完成。当然，他的大脑也没闲着，手中这本书的种种因缘一一划过——如何得了这本书、读这本书时想到了些什么、合上书后又想到了自己和当下的什么……于是，书皮包好后，他便拿起毛笔在书皮上写上几行字。

　　借着包书皮的机会，我偶尔能看到一两册爷爷的藏书，薄薄的，软软的。要知道，平常它们都藏身于书柜之中，连柜门玻璃都用白色宣纸糊上，从外面无论如何也窥探不到藏书的样貌。

　　从小我就知道到爷爷家是有规矩的，每一次去爷爷家之前，父亲都会嘱咐我不能动爷爷的书柜，甚至严肃地用“后果不堪设想”来震慑我，我唯有乖乖从命。

　　只有那么一次，我觉得是上天给了我一个机会——爷爷其中一个书柜的门开了一条缝，我考虑再三，对柜门后“宝藏”的好奇心终于战胜了被痛揍的恐惧感，决定冒险一试。抓住一个爷爷和父亲都不在跟前的机会，一步上前，悄悄地打开了柜门，原来柜门里是这样的：密密麻麻地摆放着很多捆书籍，有线装的，也有普通的，尺寸大小不尽相同。每册书都用牛皮纸包上了书皮，书皮上有毛笔写就的字迹，一时也看不清都写了些什么。这些书和书皮上的字，对我有着一种神秘的吸引力，我心里盘算着，如果拿一本出来看看，“不堪设想”的后果我能不能受得住？

　　下意识地，我回头看了一眼，心猛地停跳了一拍——父亲和爷爷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我背后，我吓得有些错愕，父亲用犀利的眼神注视着我，爷爷的表情倒是很平常，他先开了口，对父亲说：“孙瑜愿意翻就让他翻，没关系的。”然后回过头来对着我说，“如果喜欢哪本，可以随时拿走，爷爷的书柜对你随时敞开着。”

　　不过，由于父亲的眼神震慑，我始终没能鼓起勇气继续翻弄，而是乖乖地关上柜门，赶紧找地方坐下来。

　　很多年里，我都为自己这次“入宝山而空手归”的经历耿耿于怀。直到201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爷爷的《书衣文录全编》（2021年6月出版），我作为家属也参与到了其中，对爷爷的藏书和手写的“书衣文录”做了系统的梳理。爷爷写在书皮上的一篇篇小文章，有买书经历，有读书感受，有个人体悟，有种种日常琐事……已届不惑的我，在一个个安静的下午，细细摩挲着这些历经了岁月沧桑和人间变迁的书册，仔细辨别着毛笔写就的娟秀小字，仿佛在听着那位熟悉的老人缓缓道来人生这部大书。由此，我开始读懂了亲人身份之外的爷爷——作为作家、作为文人的孙犁先生。在我看来，这些书衣文录，不仅让我这样的后辈更近距离地了解爷爷，也展现出他与书籍的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