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对我而言是一个幸运的时间。这个月发生的两件事情，令我非常高兴。第一件是我的微型小说《锁链》，在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的年度评奖中被评为一等奖。我在镇江领奖的那个下午，循着喜爱的古诗词，从京口到瓜州，经杜十娘沉百宝箱的运河岸，奔赴江月撩人的扬州。一路上，被那些吹过唐诗宋词的暖风拂过面庞，阳光中有叮叮当当的诗意。此时虽不是烟花三月，却有一种足以铭记一生的春风拂面感，而就在这个时候，第二件高兴事来了——我的微信收到一个添加好友的信息，对方便是《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责任编辑，向我约稿。由此，我与“文艺周刊”结缘。

　　天津于我是一个福地。早年刚刚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我当成教科书来读的《小说月报》等刊物，就出自那片文化热土。特别是21世纪初，天津一家报纸的编辑在九江开笔会，听到文友提起当时活跃在网络上的我的“民间记事”系列随笔，便打听到我的电子邮箱，向我约稿。之后，《天津文学》和《小说月报》也陆续有我的文字入选。这种认稿不认人、不拘一格的选稿态度，深深地感动并影响了我。

　　在去往扬州的路上，收到《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约稿信息的那一刻，我对这块副刊的认知还是陌生的。按照我写稿的习惯，要给哪家媒体供稿，必先看它的版面以及相关的历史资料和评价文字，以便知己知彼，有的放矢。于是，到达扬州古城东关城门，下了出租车的第一件事，就是搜索关于“文艺周刊”的相关信息。

　　两个小时，我坐在马可·波罗雕像背后，借着扬州暖暖的夕阳，读起与“文艺周刊”主题词相关的文字信息。不知不觉间，竟沉浸半部当代中国文学史之中，里面的一个个关键词，是我这个将文学作为信仰的朝圣者不敢不知道的。那些熟悉的名字，从创办者孙犁开始，到从这片园地上成长起来的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到莫言、贾平凹、李贯通……这些名字，哪一个都有传奇，哪一段都是文坛佳话。

　　我不能将这份名单列全，更无法将这些可写出文艺论文和专著的材料一一列出，那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个纸短情长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让我这个文学新人，从内而外每个毛孔都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此时，我才惊奇地发现，这个看似初识的新友，原是神交已久的故知。在过往的岁月中，它与我已有无数次的交往，并且带给我那么多的欣喜与感动。

　　文学在我几十年的生命中，一直起到了疗愈伤痛、激励希望的作用，使我从难以自拔的泥淖中抽足，让我在无数个绝望的夜晚，重新燃起希望的勇气，使我在看到人间真实的喜怒哀乐之后，依然热爱生命，勇敢前行。因而，当我看到真正喜爱文学，并将它当成一回事的人们时，总有一种孤单走夜路太久，突然见到同路人的欣喜与激动。在扬州东关城楼下那片金灿灿的秋光之中，我如坐春风，被一份报纸副刊浓浓的文学情怀所感动。

　　对于报纸副刊，我虽没经历过群星灿烂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报纸副刊名家大师的争奇斗艳，也没见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报纸“新闻为攻，副刊为守”的刀光剑影，但亲身体会并参与过上世纪90年代，国内报纸黄金时代的诸多盛况，不仅在市场类报纸竞争最激烈的成都报纸上写稿、从业，也在北、上、广的诸多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甚至开设专栏。其时，报纸受经济形势和民众信息需求量增长的大趋势影响，发行量和广告收入呈火热的增长趋势，这些增长又带动报业进一步竞争，各家报纸在新闻上拼速度、在信息上拼广度、在副刊上拼深度和高度。副刊由最初的文学领域，逐渐演变成为体现一张报纸文化品相、思想境界和审美趣味的标尺，一大批类型各异的副刊名版，在为报纸提供差异化和看点方面，都做出了有声有色的贡献。那是报纸的黄金时代，也是各种副刊的黄金时代。

　　在扬州东关浏览“文艺周刊”的办刊历史，我的眼前和耳边，如同电影画面一般，飞速闪过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其时，我所供职的那家有56年历史的晚报，已经濒临停刊，我已灵活就业多时。就像这个时代的许多行业那样，时代在抛弃我们的时候，连个招呼也不会打。正因为如此，当马可·波罗雕像巨大阴影如海水般浸过来，夕阳和那些不可挽留的美好一起远离的感觉涌上心头，令人五味杂陈。

　　当晚，我第一时间打开稿库，努力想找一篇对得起“文艺周刊”这份信任的稿件。权衡再三，最终选了一篇从来没有想过要投给报纸副刊的小说稿，因为无论篇幅，还是文本，都与我头脑中早已形成定式的报刊文字不搭界——字数三千字左右，纯小说的写法，这远远超出了印象中的“1200 字且要去掉旁枝杂叶只捞干货”的报刊文章的边界。但基于对“文艺周刊”过往历史以及优秀文章的阅读，我按下了发送键，由此开启此后几年在该刊上发出多篇自己还算满意的作品的序幕。这些我自己写得很欢喜，但一直苦于没有地方发表的文学作品，经“文艺周刊”发表后，被《读者》等杂志转载，并成为一些试卷上的阅读题文章，令我倍感欣喜和荣耀。这个阵地，缓解了我对纯文学的很大一部分担心和焦虑。

　　如今，“文艺周刊”已经走过75年，迎来3000期，这是一件多么值得恭贺，同时也令人百感交集的事。按常情，祝福与嘉许的话肯定是要说的，那并不是客套。作为一个亲身见过报业、副刊、文学，种种过往历程的后来者，在感念前人创下的辉煌业绩，感激先辈们付出的辛劳的同时，也感慨即将到来的未来——我们所热爱的一切，在时代大潮到来时，都面临巨大的挑战。

　　以图像代替文字的传播方式，正在滚滚袭来。纸面阅读正在被读屏所取代；碎片化的知识传播，使人们对三分钟以上的叙述都失去了倾听的耐性；算法正在揣摩我们的喜好，将我们送进自以为是的信息茧房；越来越方便的人工智能正在将人类从各个领域里挤出，而更加疯狂的脑机接口、万物互联，更是将彻底改变人类获取信息和世界运作的规则。碳基文明正在面临硅基文明的冲击甚至取代，而作为碳基文明时代的创造和享用者的我们，与碳基时代的文明产物如报纸、电视以及由此传播的文化与艺术，将面临什么样一种命运，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送去的不仅仅是祝福，也有基于热爱的一种担忧——在这个时代，坚持书写的意义和价值，究竟在哪里？在越来越易得的文字面前，写作者思考和记录时代的意义和方法在哪里？这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写作者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摆在包括“文艺周刊”在内的众多文化和艺术类平台要面临的问题。

　　展望未来，我仍旧充满期待。我希望能陪伴“文艺周刊”继续前行，创作出更多真诚而有温度的作品。我相信，在编者、作者和读者共同努力下，“文艺周刊”会越办越好，成为读者心中难得的精神家园。即使在遥远而未知的未来，也希望承载着数代文学人美好理想的“文艺周刊”，能保留着那些念想，永留于网络、星空与宇宙之中。

　　让我们以此共勉！

　　2024年9月27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