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历经75年，出到3000期。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这块文艺园地经历了“冰雹、雷电”，但是，云销雨霁，“文艺周刊”还是以它特有的“淡淡妆，天然样”，走到读者的面前。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来临之际，想起父母早年编辑“文艺周刊”的情况，使得我们有了一个集中回忆父母的机会。这些天，我们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恍惚间，父母又来到我们身边，他们还都年轻，就是上世纪80年代时的样子。

　　他们默默地望着我们，不做声……

　　父亲，邹明；母亲，李牧歌。他们青年时都爱好文艺。1948年，他们在冀东负责《后勤报》的编辑工作，1949年初，天津解放，他们同时进城，分配到《天津日报》副刊科工作。郭小川、方纪和孙犁是“文艺周刊”的创始人。没过多久，郭小川、方纪都因工作需要而调离，孙犁随后升任编委，仍审阅“文艺周刊”稿件，父亲则具体负责“文艺周刊”的日常工作，为作者写了不少编辑点评。

　　在孙犁的领导下，“文艺周刊”很快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组织起一支颇具规模的作者队伍，发表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在国内独树一帜，产生了极广泛的影响。副刊编辑工作的严肃与认真，得到了孙犁的充分信赖和广大读者的喜爱。

　　上世纪50年代，我们尚年幼，只记得父母经常加班。他们匆匆吃过晚饭，给保姆撂下一句话“让他们早点睡觉吧”，就又去报社工作了，往往是我们已经入睡，他们才回来。一次，我听到父亲上楼梯时“噔噔噔”的脚步声，我赶紧装睡。他一进门，就问保姆姚大姨：“今天，小彤的咳嗽好些了吗？”保姆马上回答：“好了，明天送她去幼儿园吧。”话音刚落，我突然嗓子发痒，咳嗽起来。父亲见状，说：“明天不要去幼儿园了。”他走后，保姆对此大为不满，说我“就会装事儿”。我感到很委屈。母亲后来告诉我，我得的是百日咳，咳嗽起来脸憋得通红，她为当时没有很好地照顾我，而感到歉疚。那时的家长，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另一个很深的印象是，父母在家里经常为什么事儿发生争执，中间总是会提到“孙犁同志”。于是，我们知道，他们是为工作上的事儿争吵，而且，孙犁很重要。

　　1959年，父亲受“反右倾”的牵连，调离了报社。1980年，孙犁向报社总编辑石坚建议，将父亲调回天津日报社，主编《文艺》（双月刊）。父亲终于又回到阔别二十年之久的报社编辑部。弟弟在谈到父亲的工作时说：“爸编辑这个刊物，也不容易。《文艺》（双月刊）虽然也是在报社印刷，实际已经走向市场，得有人买、有人订，达到一定的份数才能保底。改革开放之后，文学期刊蜂拥而起，大型的有《收获》《十月》等，《文艺》（双月刊）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谈何容易。一些知名作家都愿意把稿件投到影响力更大的刊物。”

　　1982年初春，父亲来北京组稿。粉碎“四人帮”后，家里发生很大变化。我考上北京的一所学校，弟弟从吉林调回天津。特别是父母，又回到他们熟悉的工作岗位，父亲的心情尤其舒畅。他先去看望了刘绍棠、从维熙等老朋友。他们之间有长谈、有畅饮，充溢着劫后重生的喜悦，同时也有稿件的落实。

　　父亲在离开北京前一天的下午，去一位名家家里约稿，我陪同。父亲彬彬有礼地做了自我介绍，说明来意：“我们正在搞一期京、津新老作者的特刊，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您是前辈，字数不限，可长可短……”只见对方皱着眉头，一脸的不耐烦，没等父亲把话说完，她就火了：“你们地方刊物，为什么跑到北京来约稿，各地的编辑都来找我，我还做不做自己的工作？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她说个不停，父亲根本插不上话。一走出她家，我愤愤不平。父亲只是平静地说：“人家是老作家，老革命……”这个情景我一直都记着。第一次发现了父亲忍耐和宽厚的一面，同时也体会到，做编辑工作也有很多尴尬、为难之处。

　　母亲也常来京组稿，我陪她到过陈荒煤、冰心，还有从维熙的家，几位作家待人亲切、尊重，没有一点架子。在从维熙家，他还热情地留我们吃午饭，讲到他的母亲时，富有感情。家父去世时，从维熙还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

　　父母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前后两个时期的工作，都是兢兢业业、不计名利。宋曙光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过我母亲不辞辛苦地带着他到北京组稿，还在1986年春天，随同我父亲远赴湖北武汉，拜访老作家。父母不顾年事已高、体力有限，尽了自己的园丁之责。

　　父亲清瘦、儒雅。上世纪80年代初，我的婆婆陈柏生第一次见到父亲时就说：“邹明长得很像邓拓，他也是福建人。”婆婆曾在邓拓手下工作多年。对此，我并没有放在心上，对一般人来说，长得像谁没有多少意义。有意思的是，今年5月的一天，我随意翻看家里的老书柜，见到一本《人民新闻家邓拓》。书是1991年出版的，收集了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的回忆。尽管书的纸灰、字小、行密，我还是拣出来，掸掉灰尘，读了起来。其中有石坚的一篇文章，他记述了1958年，在津接待邓拓的情景。邓拓来参观，他要去火车站接人，但他们之前从未见过面。石坚写道：“市委书记王亢之同志告诉我邓拓的特征：身体瘦弱，文质彬彬，就像天津日报社一位编辑邹明那样。”石坚按照这个特征，顺利接到了邓拓。

　　父亲与孙犁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亲近的朋友。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友谊得到考验。父亲对孙犁始终很尊重，佩服他的学识、文笔，敬重他的为人。而孙犁对父亲则是信任他的为人正派和编辑水平，在《记邹明》一文中，字里行间充满他对父亲的理解和感情。

　　1984年，我到南方出差，在雨花台，精心挑选了一些雨花石。它们红白相间，纹理细腻，在清水浸泡和阳光的辉映下，显得精神抖擞，灵动可爱。父亲看到带回的雨花石和苏州的精巧甜点，为了让孙犁在孤独的生活中高兴一下，他带着雨花石和甜点送给孙犁，他说：“孙犁肠胃不好，不能多吃。”

　　我家离孙犁家很近，父亲经常到他家里小坐。每次回来，他脸上都挂着欣喜。一天，他回来后显得格外高兴。在孙犁家，他又读到了孙犁的新作。我好奇地问：“怎么样？”父亲非常佩服地说：“那还用说，孙犁就是孙犁，一出口就是作家的语言。”

　　父亲为人质朴，很重友情。1989年夏，父亲已经感到身体不适，正赶上曾任文艺组负责人的劳荣去世，他坚持抱病参加告别仪式。那天，下着小雨，父亲一早就做好了出门准备，穿着整齐，他要去见老朋友最后一面。不知何故，报社的车队突然说不能派车了，父亲很是遗憾。没过多久，8月初，他又带病赶往北京，参加舒群的追悼会。那竟是父亲最后一次外出。

　　在我们几个姐弟中，丹丹与孙犁最亲近。在她纯朴的感情里，孙犁永远是和蔼可亲、正直高尚的人。2021年，她在回忆时说：上世纪50年代初，孙犁伯伯与我们住一个大院，我家住楼上，他家住楼下。我每天到院子里去玩儿，路过他家，我都看看他，他也总是亲切地跟我说几句话。在我幼小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其实，那时他只有40岁出头儿。后来，他搬家到多伦道，见面的机会少了。

　　1974年夏天，我从西北兵团回家探亲。一天傍晚，我和姐姐丹丹一起去看望孙犁。他坐在阳台的一张藤椅上，女儿晓玲在他身边，他见到我们很高兴。他对我说：“你的照片，摆在兄弟照相馆的橱窗里，我看到了，照得很好。”

　　1992年，我和母亲一起去看望孙犁。当时，他看上去显得有些消瘦，穿一件银灰色条绒夹克，还是很有风度，举止潇洒，声音洪亮，笑声朗朗，说话从不重复。

　　2000年，听说孙犁已经住院两年了。一天，我到总医院去看望他。孙犁躺在病床上，晓玲守候在旁边。他静静地躺着，比以前枯瘦了很多。晓玲低声告诉我：“他知道你来了。”我看到昔日那么高大、谈笑风生、富有神采的孙犁伯伯，现在躺在一张病床上，那么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我顿时感到无比凄怆，泪水止不住地流淌下来。我走上前去，双手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传递着我多少年来，对孙犁伯伯的崇敬和亲近的感情。在回来的路上，我心里默默地在与孙犁伯伯告别。

　　除了中间十多年的停顿，母亲先后编辑“文艺周刊”长达26年。1979年，她重新回到报社。石坚总编辑找她谈话，希望她能把文艺部的工作全面负责起来，但母亲考虑到身体状况和年龄，还是愿意把精力完全放在“文艺周刊”上。这确实是一份很不轻松的工作。每周出刊一期，要从众多的稿件中选出好稿并加以修改，一环扣一环，如果终审时稿件通不过，一切需推倒重来。直到晚年，有一天夜里，母亲还梦见分管“文艺周刊”的编委肖元找她，说哪篇文章有问题。她一下子就惊醒了。

　　弟弟回忆说：“妈看稿比较慢，但很仔细。她审阅作者的稿件就是一遍，有什么差错就都改好了。有一次，在报社食堂的饭桌上，妈和我，还有文艺部副主任亚方。她们谈的还是工作，关于正在修改并准备发表的一篇稿件，妈说：‘前边写了六亿神州，后边又写七亿……这个应该统一。’亚方笑了笑，也没说什么。这件事，至少过去五六十年了，我还有印象。”

　　弟弟还说：“家里原来有一本纪念王亢之的文集，厚厚一大本，很多人都写了文章。其中有李夫同志的一篇：‘有一次，王亢之要下乡调查，让报社派一名女记者（可能与妇女问题有关）。报社女同志中，就是周沱和李牧歌比较能写，最后还是周沱去了。’当时的报社人才济济，可见咱妈是较为突出的。后来，我读孙犁的《书衣文录》，写在1975年，周沱去世时，孙犁用了‘才女薄命’一词，也是叹为可惜。”

　　母亲在“文艺周刊”发表过对新人新作的推荐和评论，也写过两篇以我们为原型的儿童作品。她对我说，曾有一位《儿童文学》的编辑，读了她的文章，还特意跑来向她约稿。然而，在她负责“文艺周刊”期间，个人作品发表得极少，她坚持将有限的版面留给投稿作者的原则。

　　母亲早年很喜欢《简·爱》，她欣赏主人公的独立人格，自强不息。母亲就是从一个轻视女性的封建家庭走出来的，在感情上有共鸣。在母亲晚年，我每次回家，总见她手捧一本《古文观止》。她精神好的时候，向我提议：“咱们一起学习一篇古文吧。”

　　2004年秋天，在我们的鼓励下，母亲又拿起笔来，写了一篇回忆孙犁的文章。文章发表后，一些老友纷纷打来电话，说她写得好。之后，她又写了方纪、舒群和祖母等六篇文章，都发表在“文艺周刊”上。她把散落尘封的回忆，像珍珠一样一颗颗寻找、连缀起来。在写舒群时，她需要一些相关资料，就请曾一起共事的田晓明帮忙，从图书馆查找并复印，母亲对此非常感激。她对“小弟”宋曙光对她的关照和帮助，也是念念不忘。

　　“文艺周刊”从1000期到今天的3000期，虽已过去了41年，但千期纪念的版面，仍然清晰地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那里面凝结着母亲的心血。还记得千期出刊当天，父亲特意到百货大楼，买了一条质地松软、颜色淡雅的拉毛围巾，他说：“你妈妈办这个‘周刊’不容易，值得庆祝一下。”那天，母亲像过节一样高兴……

　　2024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