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天津城最重北城门，东门次之。清代北门颜额“带河”，东门挂匾“镇海”，张扬这一方热土形胜之妙——襟海带河。河海通津的区位优势，助力津城的崛起与发展，也塑造城市的文化性格。对此，本文且以天津城市得名缘由的视角，略述一二。

　　在地理特点方面，津沽为退海之地。康乾时期，津人王又朴《诗礼堂杂纂》记：“父老相传，海即在直沽之下，今且东去一百余里矣。而余亦往往于海之西北各乡村，如泥沽葛沽见掘地得蛤蜃无算。则地渐运而西，水渐运而东，可为明验也。”表述海退陆进、沧桑演变，“渐运”一词甚为传神。参与成陆，有携泥沙而来的黄河。渤海西岸至少四道年代不同的贝壳堤，留下一道道古海岸遗迹。称谓这地貌，津人有时用“堼”字。堼音横，去声，《现代汉语词典》词条：“用于地名：大堼上丨东堼（都在天津）。”词条的括号加注，特作提示。清乾隆年间救灾排涝，导水分流，经中堂洼入海，地方志记洼内土堼如堤，“多年海蛤积聚而成，其坚如石，非开凿土堼水不能过”。贝壳堤，民间习称“蛤蜊堤”。当代学界关于贝壳堤的考察研究，上世纪50年代由天津学者李世瑜首开其端。

　　退海之地，河汊洼淀众多，便有“七十二沽”之说。其名目，清同治年续修县志曾逐一开列。泥沽葛沽丁字沽，塘沽汉沽咸水沽，“沽”成系列，还与“直”结伴，与“津”璧合，“统领”这方热土的地名文化。

　　地处渤海之滨，又拥有诸水汇流的出海口，所谓“九河下梢”包括运河，众水合一，扇面般的图形，成了海河流域的形象概括。“下梢”与“九河”，以舟楫航运论，是海港与腹地的关系，也是传递城市辐射力的天然渠道。旧时，白洋淀水畔的鄚州药王庙会规模较大，民谣夸耀见过大世面，“上过京，下过卫，赶过鄚州药王会”，可见那时河北人眼里的“京津冀”。所言“上”“下”无贵贱之分。一句“下天津卫”，乘船顺流而下，自有“轻舟已过”、奔趋繁华街市之爽。明朝所设军卫不少，“下卫”却能指向明确，还有“卫派”称谓的各种事物，天津城把“卫”字叫响，凭着自身在发展中获得的魅力，也得益于“九河下梢”。当年皇会盛况，可为直观例证。光绪年间《津门杂记》载：“香船之赴庙烧香者，不远数百里而来，由御河起，沿至北河、海河，帆樯林立。如芥园、湾子、茶店口、院门口、三岔河口，所有可以泊船之处，几于无隙可寻。河面黄旗飞舞空中，俱写‘天后进香’字样。红颜白鬓，迷漫于途。”“下梢”与“九河”之间的交通，自然不仅仅是实现了大众文化狂欢的共享。

　　津地河流，更得说运河。

　　自然造化，加以人工，三国时代曹操为北伐乌桓，利用原有河道，开辟了平虏渠、泉州渠、新河三条运渠。其中平虏渠，大体相当于今南运河从河北省青县至天津静海区独流镇之间的一段，沟通了滹沱河和泒河，清河也就可以沿泒河再向北与沽水相会。华北平原上三百多条大小河流组成的清河、滹沱河、泒河，三大河流汇合入海，初步形成扇形水系。

　　宋、金对峙时期，金朝立中都城于燕京（今北京）。自古不绝的水道运粮，至此与天津河道的关联更显紧要。隋炀帝开凿永济渠（即大运河北段），本是经过霸州的。金泰和五年（1205），那里河道浅涩行船难。金章宗改凿运渠，河道至独流时不再西转，而是经三岔河口，北达通州。转年，为保障漕河运输，规定沿河县官加带“管勾漕河事”职衔——有如“河长制”。所列一串地名，靖海（今静海）和武清均在列。贞祐二年（1214），“直沽”名称在《金史》出现了：以完颜佐为都统，完颜咬住副之，“戍直沽寨”。完颜佐“初为武清县巡检”，完颜咬住“为柳口镇巡检”。武清守着由燕京北来的河，柳口（后来称杨柳青）守着由南向北的河，两处的巡检一正一副“戍直沽寨”，来守河运枢纽。都统拥有五千兵员，可见直沽寨的规模。直沽寨应是走向城市的最初萌芽。这被深深印在城市记忆里。如今古文化街南口北口，“津门故里”“沽上艺苑”两座牌坊相呼应。

　　元朝的建立，扩大了漕运规模。《元史·食货志一》记，“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漕粮转输，尝试陆河联运三条线路之后，不得已将目光投向海运，由江浙航海至大沽口，再走河道至燕京。海路也经过三次探索。先试近岸航路，再改为不一味地“沿山求屿”，乃至后来的更加远岸，赶上“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元史》接着写道：“然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间亦有船坏而弃其米者。”并不掩饰海浪险恶。“杂沓东入海，归来几人在？”这首元代歌谣，表达视海路为畏途，也写到“复祷天妃上海船”。航海者心理压力的疏解，靠帆船造得能经风浪，靠驾船技能，也靠崇信海神的心理慰藉。这便是妈祖文化北传的背景。

　　元朝累次“加封天妃神号，积至十字”，为“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庙曰灵慈”——津地大直沽天妃宫额匾正是“灵慈”。《元史·祭祀志》还记，“直沽、平江、周泾、泉、福、兴化等处皆有庙。皇庆以来，岁遣使赍香遍祭”。岁岁举行官祭的六个地方，北方唯有直沽。这六地，“泉、福、兴化”，妈祖文化发祥地福建占三，而平江、周泾之于直沽，则是海漕一线系两端。“海漕粮至直沽，遣使祀海神天妃”，妈祖文化的北来，直沽不只是接受方，也是文化互动传播的参与者。直沽致祭，敕建的天妃宫——这里一地两座，全国仅例，河之东岸、西岸各一。信众是被河海联运枢纽聚拢的南方人与北方人。妈祖文化成为天津城市端倪时期的原点文化，经明朝传承，至清代天后娘娘被奉为“三津福主”、民俗大神，广泛地影响了津地文化。如今旅游热门打卡地——津味醇厚的古文化街，即海河西岸天后宫前的宫南、宫北大街。

　　元朝时，翰林学士张翥有诗曰，“晓日三叉口，连樯集万艘”，又有诗句“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可见河海联运带来的活力。且不止这些。明代创修三卫志的天津道官员胡文璧曾概括：“元统四海，东南贡赋集刘家港，由海道上直沽，达燕都。舟车攸会，聚落始繁，有宫观，有接运厅，有临清万户府，皆在大直沽。”聚落繁，官衙立，不妨视为对城市起步的驱动。盐的产销也来助力。据地方志所载《三汊沽创立盐场碑记》，得益于“河路通便，商贩憧憧往来，是年办得课五百余锭，比之他场几倍之”。元代诗人傅若金《直沽口》选取典型场景，有句“使收通漕米，兵捕入京盐”，漕运与盐业并举，均得于区位优势河与海。

　　水到渠成，元延祐三年（1316）春，“改直沽为海津镇”，寨升镇，为明代设卫建城做铺垫。镇称海津，意谓通海之津，既讲海也说河，质朴写实地总括了元王朝的直沽认知。值得一提的是，得于明代的城名“天津”，海津镇之“津”先期占了“半壁江山”。有预见而“抢注”？自然不是。津城命名借鉴了前朝？没有可助直接认定的史料。然而，关于区位特征的认识，元明两代“英雄所见略同”，这样讲大约经得起推敲吧。

　　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朱棣决策设天津卫并筑城。据《明太宗实录》所载，朱棣“以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调缘海诸卫军士屯守”。海运商舶往来之冲，说海船其实也说到河；列出的缘由，水陆兼及——关于陆，偏偏关注的是“海口田土”，要调动原本沿海驻守的军卫来屯守海口。何谓海口，不就是河与海的连接吗？南粮北运，明初因循元代走海路，此时依旧；与洪武年间不同的是，燕王朱棣兴“靖难之役”，打从侄子手中夺得天下的那天起，即在运筹迁都北京。京畿门户、河海通津，区位特征决定明王朝在这里布置三个军卫、筑造一座城。主持修建城池的官员，一为工部尚书黄福，一为平江伯、海运粮储总兵官陈瑄。建城的同时，陈瑄还在津做了两件事：沿河建仓囤，以便海船漕粮的内河转运；重修天妃宫，服务河海航行。

　　天津之名，取意天子渡河的地方，由朱棣命名。迄今所见最早的记载，是建城之后90年，弘治年间首任天津道刘福兴土木，朝臣程敏政为涌泉寺撰文，大学士李东阳为城墙城门写记，言及朱棣“入靖内难，自小直沽渡跸而南，名其地曰天津”“筑城浚池，立为今名，则象车驾所渡处”。现存的碑石，有嘉靖年间《重修天津三官庙记》，碑文“圣驾尝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曰天津”。都是讲，直沽河流与明初一次重大军事政治事件的关联及对胜利的纪念，被嵌入这一名称里。

　　清代人承接这份地名遗产，康熙时修卫志不仅载“文皇渡此，赐名曰天津”，还写有纪念牌坊——龙飞渡跸坊，在北门外运河畔。乾隆初年修县志，龙飞渡跸牌坊依旧立着。可是，这部志书卷首凡例列出“天津之名，《金史》第以河传”，序文提及“津邑特肇端于卫，卫则肇端于海津镇”，正文又引述朱棣的重要谋士姚广孝所谓“天津九星，占应小直沽，以此得名”，似乎在为“赐名说”做补充——这些材料提示，“天津”之名浓缩了河海通津、金元明三代漕运史，“天津九星”云云，则是借用古典天文学的传说，夸耀大地上的河流，称赞其为通京水道、畿辅御河。

　　帝王命名，对于城市文化不是减分的事。可是，既然存在诸多相关文史话题，也没必要视而不见，拒绝加分。“天津”名称的底蕴，与“直沽”“海津”一脉相承，包含着古代对于河海通津区位特点的认知，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作如是观，或许优于将这一地名的来源单一化。

　　“朝发轫于天津兮”，这是先秦诗人屈原吟咏星空银河的名句。星海天河，海风河韵，天津是座拥有嘉名的城市。这嘉名，浓缩着京畿门户、河海通津，关于区位优势的表达。

　　（作者系《今晚报》高级编辑，曾任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委员、《天津文史》特约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