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97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当时36岁。此前一年，肖克凡老师对我说：“兄弟，你整天弄历史玩，也不干点嘛，日后没饭呐！”我问该怎么办？他说：“你玩的那些东西，都可以放到小说里，还是写小说吧。”我明白他的潜台词是：“你要是想升官发财坐汽车，哥哥没办法，但你要是写小说，哥哥还能帮把手。”于是我便开始学习写小说，与期刊编辑建立联系的事，主要由肖克凡老师推介。第二年发表两篇小说之后，我问肖克凡老师：“我写到什么程度，才能从‘业余作者’变成‘作家’？”我深知自己这话问得冒失，我从1986年进入天津市作家协会工作，见过数百位“业余作者”，变成“作家”的却为数有限，深知完成这个蜕变比升官发财还要难些。肖克凡老师没有怪我冒失，只是耐心地笑，然后字斟句酌地回答。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我觉得，如果今天有青年作家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也必定会“耐心地笑，然后字斟句酌地回答”。

　　以下为肖克凡老师的回答：“什么时候变成‘作家’，自己说了不算，但是你在天津写作，有两个指标可以参考，一个是等待《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主动向你约稿，另外一个是等待《小说月报》转载你的小说。”

　　这“两个等待”乃肖克凡老师对我的因材施教，我记在心里，慢慢写我的天津故事，借用老前辈杜甫先生的话说，算是“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学习写作之初的无知无畏倒也有趣。转眼间七年过去，到了2004年秋天，纪念天津建卫600周年。忽一日，我接到《天津日报》文艺部宋曙光老师的电话，约我给“文艺周刊”写一个天津题材的短篇小说，于是，我的“第一个等待”实现了，这一年我43岁。自此之后，宋曙光老师便成为我在《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责任编辑，直到他退休。

　　“第一个等待”的实现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这一点我很清楚。此前几年我一直在写中篇小说，这是一种文本要求略显宽松的文体，写作者在技术上和审美上不甚严重的缺陷，发生在三四万字的文本中，有可能会被写作者隐藏或是被读者宽容。然而，报纸文艺副刊只能容纳短篇小说，我自揣，排版后的文本字数不能超过七千字，怎么办？于是，我在给这篇小说创建文本时，第一行和第二行居中写上篇名与本人的笔名，第三行顶格写上“全文五千字节”，第四行开始才是正文。方才我找出这篇小说的原始文本查看，篇名叫《在传说中等待》，全文4529字节。

　　《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这篇约稿，是我个人写作上的一个分水岭，虽然我从开始学习小说创作的时候，便一边学习写作，一边学习小说技巧，但并没有形成有关人物设计、戏剧结构、叙事方法和高效文本上的“技术自觉”。现在突然强迫自己在一个短文本里，写一个内容丰富的故事，便不由自主地调动起我掌握的所有技术手段，努力提高叙事效率。在这个短篇小说之后，我又自觉地写了一批“五千字节”的短篇小说，强化技术训练，形成技术自觉，并且将这些技术心得记录下来，还借此出版了一本《小说技术》，所有这一切，全都肇始于宋曙光老师的约稿。这篇小说在年底发表，第二年年初，我的大学同学，《小说月报》编辑董兆林兄通知我说：“小说转载了。”至此，肖克凡老师所说的“两个等待”，我算是同时完成。

　　时至今日回想此事，颇多感慨，因为我在学习小说写作之前，《天津日报》文艺部的老师们几乎全都认识，《小说月报》的编辑老师们也几乎全都相识，然而，在我最初学习写作的七年里，他们既没有向我约稿，也没有转载我的作品，而是在观察我，仿佛在“等待”我的进化与蜕变。这种情形我在当时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事后多年却是怀着深深的感激，因为他们将自己的报纸和刊物当作“洁净的珍宝”来爱护，同时他们也深知拔苗助长，只会毁掉一个有前途的写作者。这份编辑对写作者的等待，是一种极为高级的“人情世故”，也是对写作者的赏识与信心，这算是我写作生涯中的“第三个等待”吧。

　　今年是孙犁先生参与创办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七十五周年、3000期纪念，又承蒙约稿，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二十年前的第一次约稿，便写下来向孙犁先生和《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