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不是一个小数字，惊愕的同时也感慨：时光过得真快，竟然有这样多的数字叠加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从1949年创刊，已经七十五年了。每周四的“文艺周刊”版，是多少人心心念念的期待啊！那时家里的亲戚在水利工地上班，会收集很多周四的报纸给我。那种贪婪的阅读，时至今日仍记忆犹新。我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孙犁先生还健在，他看过我的小说，这是他女儿告诉我的。有一次参加颁奖活动，我恰好坐在她身边，但我从没像那些勇敢的业余作者那样，拿着自己的作品去请孙犁先生指点一二。所以，我一直没机缘见到他。虽然他创办的这块文学原创园地，我是受恩惠最多的作者之一。有段时间，我经常会想，怎么就没有去见孙犁先生一面呢？到外边开会，经常会有人问起这个话题。我想了想，好像骨子里似乎从没这种意识。乡下的孩子，能够骑车到县城，已经是很大的眼界了。感觉中，他像山一样巍峨，我就像山脚下的一只小小蚂蚁，无论怎样攀爬，自觉都无缘见到他。对，我当年就是这样的感觉。自觉渺小，就只能遥遥仰视。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的很多小说都是《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的。那时擅长写短篇，万字以内。写完后，哪个字挨着哪个字都记得很清楚。1989年发表的小说《一个叫素月的女人》，被改编成了同名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拿了当年的飞天奖提名。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成绩。《天津日报》每周拿出一个整版刊发文学作品，而且一发就是几十年，外边的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从没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这不理所应当吗？因为我从没留意别家报纸都有什么版面，不知道很多报纸是不设文学专版的。我就像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从不关心视线以外的内容。那个时候的“文艺周刊”，成就了多少人的梦想啊！那样一块大版，能发八九千字，讲故事的愿望，总是很蓬勃。周五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议论你的小说。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以及村镇的读者全都看得见，真是个令人鼓舞的事情。像全民阅读这样的事，根本不用倡导，只要心里有愿望，都是自主行为。有一次我回村里，正碰上几个村干部读小说，一个人读，三个人听。我在窗外听了会儿，悄然离开了。他们读的小说叫《乌云岭的女孩》，写一个乡下女孩进城的故事。就听一个人说，这个女孩是不是她自己？因为有这样的阅读氛围，创作就变成了特别有劲头的一件事。有一次发表小说《燕春苗》，是写三年困难时期野菜与人物命运的关联故事，触动了很多人的情感记忆。当时党校有一个县委书记培训班，一个领导打来电话，谈他自己的感受，也谈班里讨论时的情况，让我很受鼓舞。

　　当然，也有“走麦城”。一个小说的主人公被人对了号，一纸诉状告到法院。因为写小说当被告，是个新奇的事。也因为这小说发表在报纸上，阅读广泛。如果发表在刊物上，一般读者很难看到。有趣的是，我当时用文字帮助别人赢了官司。记得我当时对法官说，老百姓知道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说明社会进步了。生活总是制造种种作料，时过境迁，都成了人生阅历和经历的一种。

　　我还在《天津日报》文艺副刊拿过多种奖项。《两朵花》拿了擂主奖，记得当时奖金不菲，很长时间都被人当作话题。《一方水土》拿了“纪念5.23讲话”一等奖。《燕春苗》拿了“新生代”征文一等奖。《千古》拿了“引滦入津”征文二等奖，还有一些想不起名字的奖项，得到过保暖瓶、不粘锅、矿泉壶等一系列奖品，被母亲当作荣耀。有时我经常会想，如果没有这样一块园地鼓舞和鼓励，坚持创作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一个人在漫长的征途中，太需要这样的园地相陪相伴了。有一段时间，《天津日报》明显涨了稿费，一位老领导约我采访了因为经济纠纷入狱的人。我的那些读者，遇到好的故事总想着提供给我，现在也这样，好像我就是个收集故事的人。这位主人公在狱中受了许多磨难，从开始被欺负，到成了里边的“山大王”，很多故事能让人笑出眼泪。她出狱后处境艰难，我把她的经历写成了小说，收到稿费后，分了一半给她。

　　我还结识了各种各样的读者。有个初中生，在丝瓜架下读小说，而后给我写了封长长的信放进了邮箱。我至今都还记得我读信时泪蒙双眼。有个老大姐是知青，年轻时有很多未了心愿，看了小说后找到我，提供了很多素材。可惜我对那些故事缺乏把握，一直也没写出来，时过境迁，还总是能想起。母亲住在老家，经常接待各种各样的读者。有个小姑娘从静海跑了来，就为看看我长大的村庄什么样。还有个双腿瘫痪的残疾人，租了一辆大发车来我家，我母亲烙大饼给她吃。一次发表了小说《折磨》，写母女之间因为新旧钱币发生误会的故事，一个读者在图书馆看到了，把报纸拿出去复印。因为纸张太大，他就那样迎风拿在手里，也不舍得对折。姐姐在学校当老师，看到他时说，我给你找张报纸吧。前几天他对我说，拿到了报纸后，复印件也没舍得丢弃，直到现在都还保存着。还有一对年轻的教师夫妻，前段时间还说，方言“那角和”别的地方没有。“定三鞭子抽五鞭子这样的细节，一辈子都忘不掉。”这个小说是写父母双亡的一对小兄弟，彼此相依为命。“那角和”是一个人的口头禅。哥哥为了多挣几个工分，想取而代之当车把式，约定三鞭子被人抽了五鞭子。弟弟心疼我也心疼。但时过境迁，别人不提我早忘了。

　　县里有几位老领导，都是我的小说迷。他们能看到的小说都是发表在报纸上。就是现在，看到以后也会给我打电话，表示祝贺，也谈感想体会。他们都望九十高龄了，不上网，没有手机微信，阅读习惯还是年轻时候养成的。有一天晚上，我已经上床休息了。有位老领导给我打电话，说我在小说里把时间弄错了。现在是20世纪，上个世纪是19世纪。这一惊非同小可，我在床上陡然坐起身，第一时间回忆俄罗斯19世纪文学巨匠，普希金、托尔斯泰、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断定我辈没有那个幸运，跟他们共享一片天空，才镇定下来。人难免犯迷糊，小有小的迷糊，老有老的迷糊。“那是我搞错了，我向你道歉。”老领导爽朗地笑着说。

　　林林总总的记忆，都在大脑深处蛰伏，没有合适的时机，它们永远也难得见天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从孙犁先生创办时起，扶持新人就是传统。举办擂台赛、办创作学习班，推各区县业余作者的稿件，很多作者都是从这里脱颖而出，成为各区县的创作骨干。2018年，我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宋曙光老师在“文艺周刊”特辟文学评论专版，进行宣传推介，每一个创意都需要编辑付出大量辛勤的劳作，我也跟编辑结下了很深的情谊，亦师亦友，在创作上得到过很多帮助。我懈怠的时候，孙秀华老师写长信鼓励：“你得到各方面的承认不容易，自己要珍惜啊！”这是大约2000年左右的事，我回忆了一下，不是自己懈怠，是有时候容易得过且过。随便发点什么文字，都觉得是成绩，没有更高更远的眼界和追求，说穿了，就是自欺欺人。宋曙光老师曾多次来蓟州，跟作者面对面交谈。犹记得陪他去连翘谷看连翘，漫山遍野的山花金黄灿烂，点亮了那一片天空。我领鲁奖时的照片，就取材于那一天黄澄澄的风景，在心里明艳了很多时日。

　　这3000期的内容，有我参与多少呢？微不足道。就是这些微不足道的文字，鼓舞我一路走下去，一直走到了今天。这块文学园地就像一条河流，作者都是它的水滴。祝福越来越多的水滴汇入这条河流，让它成为汪洋大海。

　　致敬“文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