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邵超峰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孙一琳  本报评论员

　　深化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丰富拓展“两化路”实现路径，才能进一步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绿色成为发展最动人的色彩。

　　孙一琳：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近日，宁河区入选全球第二届“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和新一批“自然城市”名单。宁河区的探索实践，是我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一个缩影。

　　邵超峰：“全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精髓，是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城市作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一个最大应用场景，最重要的是将绿色转型理念融入到工业、农业、能源、交通、建筑等所有领域中，通过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相互促进，构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与模式，这些都要依靠改革的力量，在约束性法规制度与激励性政策机制上作出更深入的探索与创新。譬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就是从制度上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搭建了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桥梁。

　　孙一琳：天津东疆海岸线配备了海域垃圾智能监测系统，每周可协助清除岸线数百公斤的垃圾；天津环渤海滨海站作为首批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实现了对周边环境的长期连续观测。可以说，新时期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是建设美丽天津的有力支撑。

　　邵超峰：的确如此。更科学、更系统、更精细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全方位、全过程管理的关键。进入新时期，借助智能化技术，我们掌握了更精准的数据，能够更敏锐地识别潜在风险，评估各种治理措施的成效，从而建立起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建设越贴近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和未来趋势，“两山理论”的转化路径就会越通畅。这里既有整体性规划，保证治理措施的连贯性和有效性，也有细节的打磨和管理的深入，使治理工作更有针对性。

　　孙一琳：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发展绿色生产力的过程，是产业潜力和后劲持续增强的过程。您认为，创新绿色生产力培育机制，我们有哪些发力点？

　　邵超峰：举个例子，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充分应用，天津海尔洗衣机互联工厂打造了一个设备电力负荷模型，将能源消耗降低了35%，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了36%，实现了“含绿量”“含金量”双提升。创新绿色生产力培育机制，需要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建立与绿色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需要科技创新政策与财税、金融、人才等方面政策的衔接协同。加快引“绿”生“金”，瞄准的不仅是绿色化，也是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作为全国先进制造业研发基地，释放数字赋能的“最大增量”促进产业升级和绿色化转型，建设创新型产业集群，也是天津努力的方向之一。

　　孙一琳：重点领域的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是为自然添“绿”的另一种途径。丰富拓展“两化路”实现路径，将推动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

　　邵超峰：无论是产业生态化，还是生态产业化，都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目光放在生态保护的层面，而是要在不损害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实现资源价值的最大化。这离不开政策体系、评价体系的完善，比如“谁修复、谁受益”的市场化机制、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等。当然，丰富拓展“两化路”也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保护思路的转变。落日飞车、星际太空舱、逐风飞索……在蓟州区，“90后”年轻团队打造“潮玩谷”旅游度假区，走出一条“潮玩+运动+生态”的发展新路径。探索出各界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既能在当下受益，也能看见发展的前景，绿色才能成为发展最动人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