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朋友，退休后事儿多得比上班时还要忙。我问他，为什么不在家休息休息，再出来东跑西颠？他说，好不容易有自己的时间了，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他活得通透，做的都是看上去闲淡无比的事：骑行、唱歌、摄影，与他原先的工作没有半点儿关系。他一不想犯忌，二是想干自己的事。

　　这位朋友最初是棉纺厂保全工，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考上音乐学院后却未被录取。他在工作中埋头钻研技术，当上了技术员，还想再当工程师，可后来他当上了车间主任、分厂厂长，个人爱好只能留给业余时间了。他一步一步往上走，干着干着就没有私心杂念了，全身心都扑在了工作上。如今一退休，忽然感觉这一辈子都是处于被动之中：上世纪60年代，国家给分配了工作，70年代转干当经理是被“挤”的，80年代当官，更像是天上掉馅饼，根本就没想到。有一次，我们小聚时，他问我，有时你没完没了地工作，好像对所有事情都感兴趣，可是否想过这辈子最适合干什么吗？我说，怎么没想过？还真是好好地想过，我一辈子没干成想干的事业，或者说，是把想干的事情都干混了，凡事皆“误”。我不像这位朋友，社会安排了他的一切，而我是在基本“自由”的选择中，越自由越是不断地进入选择误区。到了，也没搞清楚自己最适合干什么。

　　1981年10月，我从物资学校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区政府干统计员，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十年后，我辞职“下海”，这在当时机关里实属凤毛麟角。那阵子，连人事室都不清楚，辞职干部档案应转存到什么地方。可见，这在当时还不像后几年对辞职潮已是司空见惯。我“下海”经商，多少也有点儿不知天高地厚，那时几乎没有任何事情能激发人们的好奇与热情，尤其是在机关。不少人替我担心，你下了海最好别呛死、淹死，也有人认为我这是“金蝉脱壳”，想要另谋高就。还有的人认为我本来就不适合在机关工作，早就该走人了，并举例说明：在论资排辈的单位，一个小毛孩子动不动就批评比自己年龄大的同事，不拿上司当个嘛，要不是有大人物做后台，他算个什么。我那阵子就爱以嘲笑的心态听这种话。当然，也有小心翼翼鼓励我、好像我要实现他的愿望似的人：区机关不适合你，你也不能干一辈子能看到头儿的小干部，除了领导高看你，没人再爱你，赶紧走人也许不是件坏事。

　　我不信邪。我特别看不惯有些人的做派，我最知足的是曾被借调到办公室的资料科，跟领导跑过腿儿，看到了什么叫全局观、法治观、民生观，结交了一些兢兢业业、努力奋斗的好朋友。辞职之前，机关里没有人给我下不来台，或者令我狼狈不堪，因为我从事的工作太微不足道，单位里少几个像我这样的人无关紧要。我辞职有三个原因，一是自视清高，觉得自己很优秀，不认头领导给我的许愿；二是我不喜欢总是没完没了地重复无效的工作；三是想合理合法地增加收入，不想那么没出息———比如，冬天从机关拿旧报纸回家点炉子，用单位的稿纸写电大作业，在办公室给远在外地的亲朋打长途电话等等。这些都曾被同事当面指出过，弄得我极为难看。于是，我决定独自闯出一条路，自己给自己当老板。我将这个人生决定跟领导讲过之后，心中清爽至极。没有人逼我，我只是想走一走能自己开头儿的路，闯一闯被打开的新世界。

　　我辞职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给日本朋友宫田的合资公司做代总经理。当初，他们邀请我时，我刚辞职，还没有成立自己的公司。宫田问我要多少薪水？我说，比照东京普通职员的工资标准。宫田还没说话，旁边的女翻译脸红脖子粗地问我，这么多？我不精通日语，便心平气和地请她翻译：我在本市算是优秀青年，给我东京普通职员工资不算过分。女翻译问我，你是天津人吗？见好就收，差不多就得啦，给你一半就不算少！我坚持说：请你如实地翻译我的话吧。宫田听了我的要求，竟然没有讨价还价，令人意外地竟成交了。我没给自己栽面儿，也没给合资企业丢脸。按照承诺，我如期办理了企业注册、验资，申领批准采购进口设备等各种手续，又高效率地与工程师一起，定制模具、采购原料、生产出了合格的初试品。

　　当初谈薪水时，那女翻译说的“是天津人见好就收”的话，我是第一次听到。我虽是天津人，但不同意这种说法。天津人确有嬉笑之态，那不是被谁可怜或妥协的标配，那是和与善的外溢。前几年，我去神户参加一个国际养老产业会议，又见到了宫田先生，他面对众人侃侃而谈在天津的投资情况，夸赞天津是一座非常棒的国际化城市。他特别客气地跟我说：“我是很佩服您的，后来我在中国再次寻找经理时，都是以您为榜样的。”尽管我的日语水平有限，但这句溢美之词我却听懂了。

　　我按约帮助他完成公司的前期准备工作后，就去了另外一家公司搞承包经营，但后来我知道他在中国赚钱了。日本人很现实，你能干什么工作，就拿什么样的报酬。这是我一次重要的工作经历，让我见识到了人的真正价值。开办公司之后，我的眼界开阔了，经济上有了一些收益，但我总觉得经商好像也不是我最正确的选择，因为自己不屑的东西，却挡不住别人的津津乐道。比如，有人就利用老子的权力、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制的空子一夜暴富。这不公平，我也瞧不起那些人。因此，我偶尔会觉得我是因误商而误伤了自己。

　　我不认为自己是商人。我觉得从事商业活动与商人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商人大都以逐利为目的，见钱眼开。而从事商业行业则不完全是这样，要比商人的外延做得更多，不是钻钱眼、掉钱洞那般，看顺、看情、看义、看世界，说白了就是不那么赤裸裸、不那么不知廉耻、不那么动不动就以命相抵。我曾跟同事讲过做生意的最高追求：即做生意，又交朋友。市场有一条看不见的绳索，你只要不在行规面前弄虚作假，就一定会在共同的市场规则中畅游。但也绝不是遵守了市场规则，就一定会到达幸福生活的彼岸。没有信心，皆是误区。

　　人生的过程中有许多支点时刻，这些支点时刻的选择，决定了命运的走向。回首望去，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那些命运的转折点，才明白我们的自主时刻竟是少得可怜，更多的只是顺水推舟、手足无措，而不是举重若轻、信手拈来。如今，尽管我还在自觉、习惯上地全职工作，但也时不时地把自己逼到墙角，跟自己逗逗闷子：你这辈子到底更适合干什么？想到了许多，但很遗憾，无解。因为天生愚钝，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吃几碗干饭，甚而觉得还是一如既往地理想崇高、志向远大。其实，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心尚大焉，智有不足！

　　今年春节前，朋友带着儿子来聊天，这小伙子喜欢物理，准备本科时出国留学，英国爱丁堡、帝国理工和澳大利亚科廷三所大学，都接受了他的申请。朋友的儿子说：爱丁堡有获诺贝尔奖的彼得·希格斯偶尔讲课，他发现了“上帝粒子”，是自己崇拜的大师，能碰巧上一次他的课，会是三生有幸（据报道，该教授已于今年4月8日逝世）；帝国理工整体水平高，本科后考研、考博都会一路平趟，但是本科阶段会很艰难，能出来不容易；科廷大学的采矿工程专业，闭着眼都能读到硕士、博士，留在澳洲也好找工作。他问我：我该怎么选择，是追求理想呢，还是追求生活的安稳？

　　我感觉这小伙子早已有了决断，只是想找个人再次证明一下自己的正确选择。我说：都可以去，生活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我倾向于追求理想。我还说这将是你的支点时刻之一，我们共同设想了一个最有可能的终极去向，然后便大笑起来。因为不知道在行进过程当中，会在什么地方停止、转弯，甚至后退，总会遇到一种不尽如人意的阻力，考验你的智慧、勇气、耐心。我对他说：梦想只有当你选择对了的时候才能实现，青春就要有青春的样子，就要有激情、浪漫和无限的想象，要相信理想和幸福最终会如约而至。

　　这些，也正是年轻人令人羡慕和富有魅力的地方。我只能讲出这些虚一点的个人体会，同时也毫不掩饰小伙子能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去做选择。朋友对我说，你这是“新天津人”的想法，老天津人讲求实际，藏不住性格的直白，守家待地、中庸本分、与世无争。是这样吗？我是一个普通的天津人，我也特别期待新天津人的新面貌。我想，只要对自己一如既往地有信心，有了克服掉自私的格局，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都当做是自己服务、奉献他人的平台与介质，也就自然蜕变成“新天津人”了。

　　我请那位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朋友刻了两方字，“宁为义气舍千金，不为不义挣分文”，简明、清丽，有轩昂之气，合我心意。他说，退下来这两年，思想变化太大了。不管走什么样的路，实际上全都无法更改，哪条路都会有无穷无尽的魅力，只有盲区而没有误区。我同意他的观点。人间是非、对错有之，是人自带的一种魅力。

　　对于一个人来讲，或许每一次选择都是歪打正着，所有的阴差阳错都是恰如其分。人世更迭，人的光荣与骄傲，来自对生活最单纯的热爱。我想，误这个、误那个的事情满眼皆是，甚至终身相随，不去多想它吧。对于真理、知识和信仰，应当追求，尽情享受，随遇而安。当下正好处于大时代，一切畅然而行。

　　我有时也会沾沾自喜地欣赏个人优点，始终没有勇气任自己堕落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也从不敢张扬到不知天高地厚的状态，更没有嚣张到认钱不认人的无耻之境。我从没对生命的美好泄过气，我相信生活的奖赏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收获，并有因幸运而笑逐颜开的时候，因为我始终没有放弃拼搏。爱因斯坦说，时间只是人类自己定义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存在。而爱则不同，在灿若星河的宇宙间，爱是一切美和善的化身，有着实际的存在与表达。这后一句是我说的，也是这些年来最切实的认知。

　　本版题图 张宇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