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以后，生命进入了倒计时，每个人都注意养生，重视体检，单位有安排，能参加者必到。于是，医院成了退休员工年会的场所。老同事、老朋友一朝相见，喜出望外，竟有人因此血压升高心跳加剧，医生不得不暂停检查，安抚情绪。我所在的出版系统，每年安排退休编辑体检，我和老颜便能在医院见一面。可是，自2020年之后，虽然医院的体检仍旧，老颜却不再到场，知情者说老颜近年身体不好，我却不以为意：老颜，东北大汉，行伍出身，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主儿，能有什么毛病？近日突然得到老颜过世的消息，第一反应是传言有误。电话询问，方知信然：老颜再也见不到了。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刚到出版社工作，便认识了老颜，大号颜廷奎，天津著名的“业余作者”，当时不能称“诗人”“作家”，否则就是“刮翻案风”，喜欢舞文弄墨的，一律叫“工农兵业余作者”。老颜是现役军人，自然是其中的那个“兵”。我常在报刊上看到他的作品，他也常到出版社来，身高体壮，一身整洁的军装，风纪扣都扣得紧紧的，标准的军人形象。后来我才知道，老颜入伍以后就到了38军，经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在此之前，老颜是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曾经受教于著名诗人公木。当年，公木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吉林大学，先在图书馆管理图书，后来又到中文系当了教员，老颜与诗歌结缘，深受这位诗人老师的影响。“文革”结束以后，百花文艺出版社复社，招兵买马，老颜转业成了我的同事。刚到出版社那两年，老颜负责诗歌散文的编辑，和我不在一个编辑室，我们相熟是因为都喜欢玩，扑克象棋乒乓球，老颜昆乱不挡，赢了欢喜如常人，输了便鼻子尖冒汗，后来大家发现了老颜的特异功能，一见他鼻子尖冒汗，便知道他一手臭牌。

　　1988年1月，社里任命老颜为小说编辑室主任，我做他的副手。从此，我和老颜成了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们也从相识相熟开始了相交。当时正值经济转型期，出版社也不例外，以往计划经济的大锅饭没有了，原来生产的图书都是由新华书店包销，编辑只管发稿出书，至于这书出来以后有没有人买，有没有人读，出版社有没有收益，编辑是从来不管不问的，你编辑了就有工资，甚至你不编辑也有工资。改革的浪潮把编辑的无忧无虑冲进了太平洋。老颜就是在那时候走马上任的。出版社压力传递，给每个编辑室都规定了任务和指标，完成者奖，未竟者罚。保证和提高编辑室同人的收入，成了室主任的头等大事。一要出好书，二要能卖钱，老颜为此使出了看家本领。老颜的优势在于当过兵，部队成了老颜的根据地。部队有作家，不愁没有稿源；部队有纪律，无虑书稿违规；部队有渠道，不怕书卖不出去。那两年，老颜经常去北京，总政总后北京军区，空军大院海军大庙，老颜跑得轻车熟路，所以老颜编的书，一是正能量，二是不赔钱，尽产尽销无库存。

　　小说室彻底摆脱经济窘境，靠的是我和老颜1988年4月8日的北京之行。我们事先得到“情报”，那天，琼瑶夫妇将到北京，下榻建国饭店。我和老颜出现的时候，琼瑶夫妇惊愕不已，自报家门之后，平鑫涛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说是没想到刚下飞机，就见到了大陆的同行。按照社里的安排，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送稿费。198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曾以《小说月报·增刊》的形式，出版过一本《中长篇选粹》，名为“琼瑶专辑”，收入《雁儿在林梢》等五部琼瑶小说。那次，我们带去了样书和八千多元稿费。平鑫涛高兴地说，我们是大陆第一家给他们送稿费的出版社。后来，我们和皇冠社签了琼瑶六本书的出版合同，也许是因为送稿费的原因，皇冠社给我们加了一本“新书”，是之前大陆从未见过的，名为《十个故事》，副标题是“琼瑶自选集”。前五本因为大陆已经有多种盗版，所以版税为百分之三，只有《十个故事》的版税是百分之十。上世纪80年代末，大陆琼瑶热，小说室靠这六本书，顿时成了社里的利润大户，仅仅一本《十个故事》，就印了六十多万册。老颜总算松了一口气。

　　1988年夏，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炎文啊，你应该写一份入党申请书。后来老颜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至今回想起这件事，总是感动于老颜对我独有的称呼，他和别人一样，一直称呼我名字，但后面总是加个“啊”。退休以后，老颜跟我通电话，一开头也是这三个字，这样的称呼以后再也听不到了。说到老颜在生活上对我的帮助，那就更大了。也是在那一时期，我终于在社里分到了一套住房，兴高采烈地订购了一套家具，取货的时候却犯了难，家具厂远在南郊，买家自提，卖家不送。那年月，马路上只见自行车，机动车都是公交车，拉家具别说找汽车了，找个平板三轮车都难。老颜得知以后，找他原来的部队借了车，带了两名战士和两名年轻的编辑，为我解决了老大难。因为老颜的关系，我没少沾部队的光。

　　1988年冬，我去哈尔滨出差，临行前，老颜特意为我买了一件军大衣。那年月，还没有什么防寒服、羽绒衣，干部是棉制服，百姓是大棉袄，一件军大衣，是常人的梦寐以求。那时我儿子上小学，每天中午到出版社吃饭，和“颜大大”成了好朋友。有一天，儿子忽然拿回一个足球，说是“颜大大”送的。老颜的爱人在外贸公司工作，负责体育用品的外销，老颜得知有一款足球热销，便买了一个送给我儿子。如今，儿子问起社里的老人，第一个提到的就是“颜大大”。回想起我和老颜这三十多年的交往，他对我惠济良多，我对他却了无援手。一个人无欲无求，又何须他人襄赞呢？

　　老颜曾经给我讲过他的一段经历:作为他们部队的笔杆子，上级本来是要把他提成副师级留在部队的，可是一查体，他乙肝带菌，只好转业。我为他感到惋惜，他却一笑了之，颇具颜氏古风。老颜一生寄情诗书，除了诗歌，老颜还喜欢书法，他有一个习惯动作：右手食指总是在不停地点点划划，这可不是中风后遗症，这是我们祖先练习书法的一种独门绝技：书空。老颜的硬笔书法本就不俗，退休后他又开始练习毛笔字，十二年前我和他去吊唁一位老编辑，老颜亲书一副挽联，已经颇见功力了。

　　去年12月20日，雪后初晴，我应友人之约去参加一个聚会。那天异常寒冷，我穿上老颜给我买的那件军大衣，一进门，大家开玩笑地说中央首长来了。我突然想，好久没见老颜了，什么时候去看看他，却终未成行。如今，那只足球还在储藏室，那件大衣还在大衣柜，睹物思人，物在人亡，垂老忆旧，旧友新鬼，此景何当？此情何堪？呜呼，悼文有终，哀思无尽，执笔泪盈，不知所云。

　　编者附记：颜廷奎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为《天津日报》副刊写稿，是人品与文品皆佳的军旅作家。转业地方后，他继续坚持业余创作，不仅为报纸文艺副刊撰写了大量稿件，还积极参与本报组织的各类征文及采风活动，是本报文艺副刊的资深作者之一。近年来他在病中也不忘写作，就在病逝前不久，还惦记着为心仪的“文艺周刊”投稿。为追思这位老朋友，本刊特约请薛炎文先生撰写文章，表达我们的深切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