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一个所有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挑起卢沟桥事变，发起全面侵华战争。日军所到之处，哀鸿遍野、生灵涂炭，巍巍中华，血染山河，无数民众惨遭杀戮，亿万同胞家破人亡。然而，战火硝烟没有使中国人民畏惧，反而激起如滔天巨浪般前赴后继地反抗，中华民族展现出空前的凝聚力，谱写出一曲曲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英雄壮歌。

　　天津，这座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被日本侵略者作为鲸吞华北的桥头堡。苦难的天津人民饱受屈辱，却从未屈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敌控较弱的周边农村，人们纷纷拿起武器参加战斗，举行抗日武装暴动，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市内各界群众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封锁，支援敌后抗战，展现出团结一致抵御侵略的铮铮骨气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

　　阴霾笼罩下的天津城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调集大批人员武器运抵平津，街道上大批士兵、军车、坦克和火炮紧张部署，飞机整日在空中盘旋侦查，空气中弥漫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肃杀气氛，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形势极为严峻，津城岌岌可危。7月29日凌晨，驻防天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和保安队主动出击，给驻防天津的日军以沉重打击，史称“天津抗战”。然而，受兵力、武器及战术等不利因素影响，作战进展并不顺利，最终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中国军队不得不撤出天津……

　　30日晚，天津沦陷。

　　在攻占天津的过程中，日军出动大量飞机、大炮，对市区进行无差别轰炸，对市政府、警察局、保安司令部、火车站、造币厂、造纸厂、法院等进行重点轰炸，还轰炸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等院校，炸死炸伤大量无辜平民，天津城内火光冲天、尸横遍野，惨叫声此起彼伏，曾经繁华的都市转眼成为人间地狱。据统计，此次战斗日军共炸毁房屋2500余间，工厂、企业53家。中国抗日官兵阵亡2000余人，市民伤亡无以计数，无家可归的难民达10万人以上。

　　“血泪飞鼙鼓，江山泣鬼神”。天津沦陷后，日军开始对天津市民进行血腥屠杀。31日，在东站水塔下，枪杀46名铁路职工，在东马路随意射杀无辜百姓。8月3日起，开始在市区大规模搜捕射杀可疑人员。29日，在北宁铁路医院，100多名伤病士兵被当场刺死。据《新华日报》报道，日军在东站附近对行人盘查，发现可疑人员不经审查即行枪决，埋入事先挖好的大坑，仅两个月就杀害了3000多人，手段之残忍，令世人震惊。日军还随意抓捕劳工，建立集中营，而后押往东北和日本去做苦工，设立“别动队”，四处掳掠年轻妇女运往兵营肆意摧残。此外，日军还制造了东沽港惨案、府君庙村惨案、崔黄口惨案、排地惨案、十间房惨案等上百起骇人惨案，在周边农村进行疯狂“扫荡”“清乡”，实行“三光政策”，制造多个“无人区”“人圈”，无数群众惨遭杀害。日本侵略者对天津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日本侵略者占领天津后，扶植傀儡政权——天津治安维持会，后成立伪政府开始大肆掠夺资源、抢占企业、控制金融，进行经济剥削，开展文化侵略，推行奴化教育，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天津进行长达八年残酷而野蛮的法西斯殖民统治。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黑暗统治，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带领天津人民群众与日本侵略者开展了英勇斗争。

　　投身冀东抗日暴动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自古秉持“亲仁善邻”的和平理念。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精神的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使中华文明历经磨难而不衰，饱经狂澜而不倒。

　　天津沦陷后，党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北方局以天津为中心指挥华北游击战争，中共河北省委留驻天津，领导冀东及平津一带沦陷区工作，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组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城市工作尽全力配合游击战。按照这一部署，天津周边农村的抗日敌后战场很快得到开辟和发展。不久之后，党领导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冀东大暴动。

　　天津是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所在地，是发动冀东抗日暴动和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的重要依托。为确保暴动取得胜利，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进行了紧张而充分的准备：在英租界设立暴动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党员骨干深入冀东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参加八路军；利用租界物资流通便利，筹集并运送大批物资；在租界内多个大型旅馆建立联络点，为来往冀东人员安排住宿；开办军事训练班，对开展暴动的负责人进行军事知识和战略战术培训；通过电话局地下党员购置电台，确保通信联络畅通。

　　1938年5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河北省委、晋察冀军区的领导下，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在天津召开会议，对冀东抗日暴动作出具体安排。同年7月14日，蓟县邦均镇打响了冀东西部武装暴动的第一枪，攻克镇伪警察局。15日，中共蓟县县委领导各区救国会会员同时发动起义，攻占下仓镇西面关帝庙的伪保安队、伪警察驻地，在蓟县城东壕门、城西贾各庄、大王庄、龙王庙、盘山等地与日伪进行激烈战斗，同时配合八路军第四纵队攻克蓟县县城。宝坻、武清、宁河等地群众也纷纷投入到武装暴动中来，组织队伍攻打敌人据点，成为冀东抗日暴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冀东大暴动的熊熊烈火很快席卷整个冀东大地，一个多月时间里，共发动了22个县20多万工农兵学商及各界爱国人士参加，先后收复了日寇盘踞的9座县城，使各县伪政府职能陷入瘫痪，北宁铁路也被切断。此次暴动在战略上配合了华北敌后战场，战术上牵制和打击了天津地区的日伪军，更重要的是，在全国人民无比愤慨悲痛的时刻，鼓舞了人们反抗侵略、保卫国家的斗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暴动还引燃了盘山地区的抗日烈焰，催生出盘山抗日武装，为创建盘山抗日根据地打下良好基础。天津人民作为冀东暴动的重要力量，为抗战初期党领导的这次大规模武装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坚如磐石的盘山防线

　　盘山地区，有山地有平原，进可攻退可守，且易守难攻，非常适合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它是日军从东北进入华北、鲸吞整个中国的咽喉要道，也是往来冀东和平西、平北的必经之地。七七事变后，日军大批兵力和物资都要从这里经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1940年元旦，冀东区党分委命令包森、李子光、王少奇带领一部分队伍开辟盘山抗日根据地，并以盘山为依托，开辟蓟县、平谷、密云地区。包森等收拢整顿游击队，肃清土匪，成立盘山地区八路军政治处，建立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盘山抗日根据地正式成立。根据地建立之初，军队装备极其落后，枪是民间收集的各式土枪，手榴弹是用玻璃瓶和罐头筒造的，火炮是用铁条捆榆木造的。就是用这样简陋的装备，在冀东军分区的领导下，当地军民采取内外线相配合的方式，以血肉之躯与装备精良的日伪军作战百余次，粉碎了敌人的数次“扫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白草洼一战中，激战十多个小时全歼日军一骑兵中队，使日、伪军半年多时间不敢进犯盘山。在反“治安强化运动”中，包森率领八路军十三团英勇战斗，其中果河沿一战，以七个连的兵力，连续作战16个小时，全歼“治安军”第四团，毙、俘敌伪中校以下官兵一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包森在冀东声名远扬，令敌人闻风丧胆，日伪军甚至将“出门打仗碰上老包”作为赌咒发誓时的咒语。

　　盘山根据地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在盘山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盘山打仗靠三多：石多、洞多、干妈多。”朴素的语言生动地说明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盘山民兵班十几名队员，为掩护八路军主力部队行动，竟在“无人区”的丛林、石洞中坚守了两年，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与日军不断周旋战斗，被授予“民兵英雄”的光荣称号。被誉为“八路军母亲”的杨妈妈，曾经多次机智地掩护八路军，精心照顾伤病员，冒着生命危险保存抗日物资。一些群众为掩护八路军官兵，面对敌人的严刑审问，宁死不屈，花峪村群众为保守八路军秘密，38人被火烧、刀刺等残忍手段杀害，11人受重伤，但没有一人泄露消息，用生命保护了抗日队伍的安全。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盘山抗日根据地如星火燎原般向四周发展，很快在蓟县南部，三河县以东、平谷县以南280多个村庄，以及东部二区、北部八区、宝坻南部、武清东南部、宁河北部都相继开辟了游击区，与盘山根据地连成一片。

　　八路军指战员和盘山地区人民群众用生命和热血筑成的盘山抗日根据地，在异常艰苦的斗争中巍然屹立。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将永载史册。

　　全民行动支援根据地

　　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却一样会有流血和牺牲。这是一场封锁与反封锁的战斗，是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是勇气、智慧和毅力的较量，胜负决定着战争天平的倾向。

　　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商业中心，工商业发达、物资充裕。日本占领天津后，推行“以战养战”政策，要把天津打造成华北重要的兵站和物资生产集散基地。为防止抗日军民“窃取”物资，日军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对天津市实行严格物资管控和交通管制，日伪军警宪特遍布交通要道，发现可疑人员立即逮捕，严刑拷问，甚至当场处决。

　　尽管如此，为支援敌后根据地建设，勇敢智慧的天津人民，巧妙运用各种办法，将大量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出天津，不仅给日本在天津的工业生产和商业秩序造成很大破坏，还极大支援了包括盘山根据地在内的全国各地抗日战线。

　　尽管天津是沦陷区，但是从事各行各业的多是有良知的中国人，他们凭借合法身份和工作便利采购管制物资，冒险运往根据地。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有的以伪县公署技术员的身份和县公署采购证明进出天津采购，有的以生产需要为由凭采购单采购，巧妙地躲避了敌人的盘查。

　　为把物资运出天津，中共地下组织在大红桥码头秘密成立了党支部。在党的感召下，连把持码头的青帮头目都参与进来，共同为根据地运送物资。大家开动脑筋，发明了各种隐蔽方法，如把物资固定在船底在水里拖着走，把船改造成双层底夹带物资，把物资埋藏在笨重货物下面等。不少群众还以回乡捎带的方式，将违禁药品伪装成滋补品，把水银等灌入自行车车胎，为根据地运送药品。在铁路车站，人们把物资隐藏在运煤车里，压在煤块下面，避开敌人搜查。公路运输时，人们将物资拆分成小块，藏在大车底层，上面装上大粪，把细小的物件固定在车底盘上，分多次运输。尽管如此缜密小心，仍有不少群众和采购人员惨遭酷刑，甚至献出了生命。

　　抗日战争期间，天津为各抗日前线运送了大量通讯器材、机械设备、药品、医疗器具、钢材、纸张、印刷设备、油料、化工原料等上百种物资。仅新港就累计运出了二百多吨钢材和其他战略物资。

　　如今很难想象，在当时严酷的条件下，人们是如何把成吨重的机床、钢材及大大小小物资运出天津的，又有多少无名英雄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除物资外，输送人员是天津人民支援根据地建设的另一种重要方式。从抗战初期开始，天津广大爱国青年学生、进步知识分子，各行各业的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为抗日救国，自觉奔赴各抗日根据地，帮助发展生产，培养技术力量，特别是在突破军工生产的难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用土设备制造弹壳、无烟火药、手榴弹和地雷等，用敌人的钢轨制造无缝钢管，制造步枪等，创造了一系列军工传奇，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近代天津是华北地区第一大商埠、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政治、经济、工业、文化地位都十分重要。日本侵略者占领天津后，把天津作为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物资补给的兵站基地和联系日本本土的海上门户。为巩固天津地位，日军对华北地区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企图切断根据地与外界一切联系，同时加强军事进攻，连续推行五次极端残酷的“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建立“禁止耕作、禁止居住、禁止行人”的千里“无人区”。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党领导天津人民同仇敌忾、不畏艰险，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付出巨大牺牲，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八年艰苦斗争，创建了稳固的抗日根据地，钳制消耗了大量日伪军兵力，有力削弱了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的殖民统治。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天津人民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为取得抗战胜利，天津人民作出了巨大牺牲，据统计，战争共造成全市（含郊县）56615人死亡，30.48亿公斤粮食损失，102.5万亩土地损失，36879间房屋受损，财产损失超过50亿法币（按1937年7月价值计算）。吉鸿昌、阮务德、杨十三、包森、杨大章、王崇实、田野等一大批抗日英烈，以铮铮铁骨战强敌、血肉之躯筑长城，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壮歌，激励着一代代海河儿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拼搏进取、奋楫前行。

　　如今，抗日战争胜利已79年，战争的磨砺使我们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贵，但血与泪的记忆不能忘却，经验教训要永远铭记，伟大的抗战精神应永世长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迎难而上、奋勇搏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地方党史资料征集处一级主任科员、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