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注视，注视着大千世界，注视着芸芸众生。因为生病，让我有机会现场注视着一些医护人员，注视着他们出于悲悯情怀，所作出的努力和奋争，注视着他们以非常的力量成就非凡的事业、闪烁着人性光辉的生命历程。

　　癸卯兔年，因为头晕，我到一家著名的脑系专科医院就诊，检查出脑动脉有一个黄豆大小的血管瘤，住院十余天，做了一个微创手术。也算是因祸得福，手术成功，祛除了脑子里的一个“定时炸弹”，也获得了一次生命体验。

　　我住的是一个三人间病房，入住不一会儿，一位白白净净、挺拔秀丽的姑娘，便出现在我的病床前：“我叫小雪，是这间病房的护士。以后您有什么事，找我就行。”说着话，她麻利地帮我装上了血压、心脏等检测装置。第二天一早，小雪将护士工作车推到病房开始工作，她先是给每个病人量血压、检测心速和血氧，然后又递药，呼叫陪床的病人家属取、送体温计，进行登记，还为需要检查的病人采血、备皮……从上班干到下班，忙忙碌碌，充满了精气神儿。我很喜欢端详小雪，觉得这身粉色上衣、白色长裤的护士装，穿在她身上愈发显露出那修长的双腿、挺拔的身材。不知怎的，看到充满热情、充满活力的护士小雪，我竟想起了我的姨婆。

　　我的家族中出过好几位出色的护士，因此，我对护士有着特殊感情，对于出现在身边的护士，总会特别关注。我的姨奶奶佘蕴珠，按照江南一带的叫法，我称她为姨婆。姨婆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女子。那时，女孩子很少读书，我奶奶顺从父母之言，从小就学习“女红”，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早早就出嫁了，一连生了九个孩子。姨婆刚强倔强，不走一般女孩子的路，拼死拼活要读书，上女中时，听过一位洋护士讲课，鼓励女学生当护士，方便照顾女病人，姨婆便立下了当护士的志愿。她不顾父母的百般阻拦，离开家乡南京，考取了位于北方的燕京大学护理系。

　　姨婆不仅自己选择了护理职业，还动员我的两个姑姑都报考了燕京大学护理系，毕业后都曾在协和医院工作过。姨婆与林巧稚是同时代人，林巧稚成为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时，我姨婆是妇产科住院部护士长。也由此，当我成为成熟的编辑时，我特别约请《林徽因传》作者张清平，写作了《林巧稚传》。我三姑从协和到天津，当过天津市护士学校校长，改革开放后创建了天津医学院护理系，是首任系主任。退休后，她接受美国护理学会邀请，赴美用英文进行过护理学术讲座。六姑是北京一家大学医院的护理部主任。三个富裕家庭的小姐，都选择了护士职业，服务于人，奉献于人，一干就是一辈子，终生无悔。这成为我们家族的一份荣耀，每每想起，我都觉得脸上有光。1982年，我入院生孩子。在分娩痛楚之际，旁边守护的护士长伸给我一只手，让我抓住，说这样可以减轻痛苦。我即刻抓住了那只温暖的手，紧紧地抓住，一直到孩子平安降生，我这辈子都记得那位护士温暖的手。

　　这次住院近十天，每天都有主任和护士长查房，主任一般早晚带着两位实习医生查房，询问病人情况；护士长也是早晚带着护士们查房，在病房里走上一圈，在重点护理的病人床前停下问候；我赶上过周一院长兼神经外科主任查房，大家紧张得很。我也很好奇，非常用心地观察这位大名鼎鼎的佟院长如何查房。自从准备住进这所以脑系科闻名全国的医院，我从网上仔细地查阅了这家医院的主要医师情况，这位院长更是我关注的重点。他来自河北农村，博士毕业，曾经到美国进修两年，是美国脑神经外科最为著名的医学教授的五个关门弟子之一。回国后，他为该院建立了脑神经介入研究室，还带领一个团队与北京协和医院、天坛医院和深圳的医院多有合作。

　　佟院长比我想象得要年轻，他中等个子，白白净净的，显得十分干练。他身后，跟着几位主任和主治医生。我很想和这位著名的医生聊几句，可是他确实太忙了，每个病人都希望和他聊上几句，眼巴巴地看着他。我知道，有好几位从外地转来的病人，都在等待、期盼着能让院长亲自做手术。他每年要做一百多例手术，而且大多是大手术。我邻床是一位五十岁的女病友，脑动脉长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血管瘤，是佟院长做的开颅手术。十天后，这个养牛专业户就戴着儿子为她买的花边帽，乐呵呵地出了院；还有一位江西萍乡转来的中学语文教师，颈动脉长了一个大瘤子，从当地医院转到这家脑系科专科医院，佟院长亲自做了手术，缝了十好几针，头上露着长长的伤疤，手术十多天后就平安出院了。

　　佟院长查房速度很快，一般病人来不及插话，一个十分活跃的外地女病人追着院长问话，一直追到楼梯口。院长说：“我们分析了你的片子，动脉瘤比较小，可以先不手术，定期复查，你可以出院了。”病友问：“那我以后有问题来找您可以吗？您能负责手术吗？”院长回答：“可以，找我就行。我负责到底。”得到院长的肯定答复，那位女病友转忧为喜，忙不迭地就办出院了。

　　我上了手术台后，觉得颈部有些难受，就烦请手术室一位年轻医生帮我垫垫颈部。他在手术室找了找，拿了一小团棉纱布垫在我右侧脖子下面。我仍然觉得难受，但不好再说什么。这时，主治医生尚主任进来走到手术台前，指着纱布团问道：“这是什么？”问清情况，他让我稍稍抬起脖子，将棉纱布铺平垫在我的颈椎下面。顿时，我觉得舒服多了。手术由这样的医生来做，心里踏实多了。说了一两句话，尚主任开始做造影，我觉得有个小虫子似的东西在大腿上爬，一点痛感也没有，人很快也就熟睡过去了。

　　我手术后的第二天，尚主任来查房，看到我的情况良好，就让转到普通病房，第三天可以出院了。在出院前的那天傍晚，我和先生在住院部楼下散步，看到尚主任下班，就上前聊了几句。这时，他发现我先生脸上有一只蚊子，说了一句“别动”，用两个手指一下就捏住了正要吸血的蚊子。“啊，这灵巧的手指！”我想到相熟的另一家医院的一位主任说过，一个外科医生，至少要做上百例手术之后，手的感觉才能出来。而尚主任一年要做五百多例手术，他的手能不灵巧、心能不精细吗？这是位心灵手巧的医生啊！当我得知他来自山西昔阳农村时，便认定他学医肯定吃了不少苦，比常人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和汗水。

　　为了从事护理事业，姨婆也吃过很多苦，不仅被错划“右派”，“文革”时还被下放到广西一家县医院当护士。她一个快六十岁的人，像年轻人一样工作，医院里最脏、最累的活儿都让她来干，她却没有怨言。一个月只有几十元的工资，她还经常拿出节省的钱，帮助当地的穷苦病人。改革开放后，姨婆迎来了人生的春天。她从县城返回城市，成为市中心医院副院长兼护理部主任。在等待分配住房时，她先住在我们家。每天晚上，她都趴在桌子上写啊、画呀，是在写“护理操作法”，医院需要严格管理，重新恢复过去的各种规章制度。据说，在医院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她提出了提高护理质量的措施，那时她又瘦又小，亮着嗓子讲了两个小时。她的奉献精神得到大家的认可，一生无儿无女的她成为医护界“护士奶奶”。晚年，姨婆受到医院无微不至的关照，直到102岁寿终正寝。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我深受教益。当我完全康复之后，我想感谢一下这些医护人员，便请一位书画家朋友，为医生们写了“杏林良相”“杏林懿人”横幅，以表达我对济世救人医生的崇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