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很多，但真正历久弥新，具有强大阅读穿透力的作品，还是那些思想认知价值与独特艺术价值完美统一的传世经典之作。毫无疑义，经典应该是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终极价值定位。

　　梁斌的《红旗谱》出版以后，广大读者群体和主流评论界始终予以其科学、中肯的评价，认定《红旗谱》及其系列长篇小说，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作品。所谓经典，当是某种具备“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的不朽之作。判断一部作品是否达到经典的高度，必须弄清其基本的内生机制。而经典文本因其体裁不同内在构成也不完全一致，诗歌（长篇叙事诗除外）、散文追求某种审美情感或审美哲思的经典价值，长篇叙事作品则至少涵盖史诗性、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和整体风格的独特性等基本要素。那么，以此为准绳，让我们考察一下《红旗谱》是否具备文学经典的本质要求。

　　史诗性或宏大而入微的历史深度，是一部文学作品是否为经典之作的首要标志。作家梁斌在《红旗谱》中，将其特定的体裁优势运用发挥得娴熟自如、淋漓尽致。小说从农民不甘被压迫而奋起抗争并失败写起，经过党的教育不断觉醒，继而自觉地拿起武器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勇敢地投入到推翻三座大山和自身解放的历史洪流中。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农民起义屡屡发生，但最终多是以被剿灭被招安等形形色色的悲剧结局而告终，致使广大农民成为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被压榨被戕害最为深重的群体。农民的命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自身大无畏的英勇斗争，才能得到彻底改变。回顾文学史，从描写农民起义兴衰的《水浒传》，到新文学作家笔下愚昧麻木的农民形象，再到《红旗谱》中朱老忠和他的兄弟们，无疑是三种精神境界迥异的农民形象。后者的反抗斗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领导有目标有组织的追求自我解放、当家做主的伟大斗争，是一场经过艰难曲折、流血牺牲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伟大斗争，可以说后者是中国文学史上农民命运书写的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在同时代作家作品中，对农民命运的书写达到如此历史深度和广度的作品，《红旗谱》堪称独步。

　　人物形象的典型性。人物形象的典型化程度，是决定一部作品经典价值的又一基石。提起中外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人们津津乐道的大抵首先是那些耳熟能详的典型形象。《红旗谱》精心刻画的人物形象，朱老巩、朱老忠、严志和、伍老拔、老驴头、春兰等，莫不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和典型性。朱老忠豪爽豁达的个性气质，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斗争精神，以及百折不挠的坚定意志；严志和那种对于土地视如自身血肉般难以割舍、刻骨铭心的依恋；勇于接受和向往革命理想、大胆争取自由的春兰，敢于同虽已腐朽却依然在害人吃人的封建腐朽制度和传统观念拼个你死我活。这些既富有传统思想积淀又沐浴着新时代朝暾的无比鲜活的农民形象，在新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熠熠生辉，其深刻的审美思想教益和艺术创新价值任何时候都具有典型意义。

　　风格的独特性。风格是作家独特的审美追求，是经由作品思想与艺术高度融合的完美呈现。正如经典性与平庸作品无缘一样，并不是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在成就突出并已形成自己鲜明风格的同时代作家中，梁斌的创作风格也与赵树理的朴实如“山药蛋”、周立波的明丽如“茶子花”、孙犁的清淡如“荷花”之美等迥然不同，显示出自己别具一格的审美追求和格调。谈及梁斌的风格，茅盾曾指出：“从《红旗谱》中看来，梁斌有浑厚之气，而笔势健举，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不求助于地方语言。《红旗谱》的笔墨是简练的，但为了创造气氛，在个别场合，也放手渲染；渗透在阶级斗争场面中，始终是阶级斗争高亢嘹亮的调子，这就使全书有浑厚而豪放的风格。”高亢嘹亮、浑厚豪迈的燕赵风骨，是梁斌对新中国文学富有独创性的审美贡献，也是一张不会与其他作家相混淆和被取代的亮丽名片。

　　史诗性、主要人物形象的高度典型化和独树一帜的审美风格，三者相辅相成、完美融合、完美统一，奠定了《红旗谱》和作家梁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的崇高历史地位。

　　除了本质特征的经典性作为先决条件外，文学经典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即必须经受住阅读和时间的检验。这一点与前者当然并不矛盾，一部合格的经典文本，必然具备深远的认知空间、审美空间和可阐释空间，产生持久强烈的阅读效应和审美魅力，形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长篇小说《红旗谱》甫一问世，迅即在文坛和广大读者中引发强烈震撼。小说被一版再版，截至上世纪末，已出版1000余万册，先后被译为俄、越、日、英、法、西班牙等6种外文版，及朝鲜、哈萨克两种少数民族语版本。与此同时，还被改编为评剧、京剧、话剧等，在各地上演；随着电影和电视剧的改编，朱老忠和他的兄弟们的故事和农民革命英雄形象又被搬上屏幕，走进千家万户。进入本世纪以后，《红旗谱》入选国家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那么，经典是怎样产生的？任何经典都是特定创作主体性与对象性、时代风云、家国情怀、人民本位、价值取向、审美思潮等深度碰撞交融的产物。

　　作家梁斌从少年时期，就立志为农民创作一部“大书”。这一创作志向与作家所处历史潮流和要求完全契合，同时也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明的文艺方向全然一致。正是在这个鲜明的创作方向导引下，他自觉地进行长期而全面的创作准备，从题材的选择、素材的积累、人物原型的观察到整体构思，再到从短篇到中篇的创作实践等大量的创作储备，以及从书法、绘画、京剧、话剧和中外文学名著中广泛借鉴、厚植修养，直至成竹在胸方决定动笔。写作计划和决心一经确立，便心无旁骛、呕心沥血、数易寒暑，终于创作出这部“生命之作”。当然，一部经典的诞生，绝不仅仅是作家个人才华、智慧的结晶，还应当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是作家受到那个艰苦卓绝、风云激荡而又英雄辈出的时代深深感动和震撼，焕发出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坚毅而神圣的艺术良心回应时代的召唤，描摹新旧阶级力量剧烈搏杀和急遽转换的历史取向。作家由此从内心深处产生巨大而不竭的创作动能，不达到自己设定的审美制高点决不罢休。

　　经典不可模仿，亦不可复制，但经典是成功的典范，是可供师法和借鉴的样板。深入探究经典是怎样铸成的“奥秘”，总结梁斌创作的甘苦和经验，有益于读者对于《红旗谱》思想艺术成就的深刻理解，提高审美鉴赏水平。矢志从事创作的后来者，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创作启迪，不断提升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进一步强化自身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从历史进程中激发强烈的创作热情和审美创造力，以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满足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渴求，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在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中昂首阔步、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