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赣州到大余的，来之前对大余的了解基本上只有一座因古驿道以及《梅岭三章》而驰名的梅岭。然而到大余后却发现，这座深藏于群山峻岭中的小城所拥有的远不止一座梅岭。大余古称南安，又称大庾。自秦汉始，中原及江南一批又一批南迁客多是由此翻越五岭山脉而至岭南的；唐开元年间在此修筑梅岭驿道，之后千余年间，大余遂成为历代贬官谪臣的必经之所，他们在被放逐的同时也将中原先进的思想、文化、观念、技术等带至岭南，使岭南自唐宋后与中原在社会发展尤其是思想文化等方面始终能够保持同频共振。一个个闪耀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响当当的名字，由此与大余结下不解之缘，辉映了大余的山山水水：张九龄、宋之问、刘长卿、苏东坡、朱熹、杨万里、王阳明、汤显祖、文天祥、朱彝尊……六祖慧能亦曾深耕梅岭十数载，并于大余创立“南宗禅法”，后人为纪念六祖慧能，在梅岭建“六祖庙”，在大余丫山修筑灵岩寺，至今仍为佛门圣地；而历史上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代表的“海外来客”许多也是经梅岭驿道至大余，又从大余的东山码头登船开始了他们的中国之旅。大余，不仅贯穿了古今，亦连接了中外。

　　古渡

　　古渡即指现存于大余城内章江之畔的东山古渡，又称东山码头。据说当年秦军将领梅绢率军便是由此离舟上岸，越梅岭而统一了岭南。

　　唐朝宰相、大文人张九龄系岭南韶关人，他每次回乡都是在东山古渡上岸，每次返京也都于此登船。张九龄上书修梅岭驿道，不能说没有“私心”，但与彼时盛唐的强大国力无疑更密不可分。开元年间的大唐，经贞观以来近百年励精图治，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而岭南以沿海之利，海外贸易交通有了很大发展，广州也成为联结中外海上交通的大商港。在此背景下，开凿梅岭驿道，改善南北交通，无疑属于国家之百年大计。张九龄的奏折迅速得到朝廷批准，他亲自筹集工料、征集民夫，并亲到现场指挥施工。由于梅岭驿道的修建，岭南岭北交通大为改观，成为连接中国南北交通的重要干道，被称为中国古代的“京广线”。这条“京广线”与隋朝开凿的大运河，实现了“水陆联运”，遂构成了中国最早的立体交通线——从中原沿大运河南下，溯长江入鄱阳湖，再逆赣江、章水而上至大余，经梅岭驿道入广东，然后顺浈水、珠江到达广州，这条交通线在其后千余年的时间里成为我国南北运输的最重要通道之一，而大余东山码头无疑是这一最重要通道之上的最重要一环。

　　如今的东山古渡遗址，位于赣江上游大余县城内的章江之滨。走出牡丹亭文化园后花园的大门，一眼便能望见矗立在章江畔的一座赭红色石质四柱三门牌坊，上方楷书阳刻有“南安东山大码头”七个大字。古渡遗址包括台阶、拴船柱、登船台、牌坊、石柱等，台阶与章江流向平行，宽达23米，有24级台阶。古码头及沿江河堤长约170米，高出水面3至4米。码头上的拴船桩是一个从台阶东面一米宽的石砌平台水平伸向河中的龙头。沿江河堤是用青砖与片石砌成的，并用石灰混合桐油进行黏结，虽历经千百年至今仍牢固如初。

　　东山古渡作为渡口的历史可溯至秦朝以前。唐末，东山码头装卸货物的场地面积已达数十亩，可供多艘重型货船同时靠岸。唐宋元明清五朝，来自中国北方的丝绸、漕粮、铁器、瓷器等物资通过水运，由长江转赣江，再溯章江至大余东山码头，然后被运至梅岭脚下由挑夫挑过梅岭驿道进入广东北部的南雄，之后由浈江、珠江经“海上丝绸之路”运往海外。同样，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物产以及经“海上丝绸之路”舶来的海外货品，则通过商旅跨越梅岭驿道，再经大余东山码头装船抵达赣州、南昌等地，并最终运至京师和中原腹地。

　　明清之际，以大余为中心的南安府贸易税收曾达整个江西省税收的四分之一，其富庶可见一斑。然而，仅仅就在一百年前，随着赣粤公路、粤汉铁路的通车，梅岭驿道作为中原与岭南的交通枢纽，其作用几乎于一夜之间便消失殆尽，东山码头的盛世繁忙景象也随之成为过眼云烟。虽然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我内心不由得还是泛起声声慨叹。我站在古渡岸边，遥想当年张九龄、苏东坡、王阳明等又是如何从我身旁的台阶上走过，那该是何等风采啊！

　　眼前的章江水仍旧舒缓地流淌，日夜冲刷着千年东山码头，但是却再也不见江上的帆影，倒是江对岸一座座崭新的居民楼像是一个个智者，默默见证着什么才叫作沧海桑田。

　　书院

　　书院是道源书院。

　　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年仅28岁的周敦颐调任南安军（军治在今大余）司理，著名的《爱莲说》就诞生于如今大余县的新城镇。“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周敦颐的自励，也是他留给大余最美好的文字。

　　第二年，兴国县令程大中调任南安军通判。程大中精通儒学，与周敦颐交往后，“视其气貌非常”，而且对周敦颐的人品及学识钦佩至极，遂让他的两个儿子——程颢、程颐拜到周敦颐门下。当时，程颢15岁，程颐14岁。周敦颐初见“二程”，觉得他们年纪虽轻，却聪明伶俐，随口即问孔孟之道，“二程”对答如流，周敦颐遂收下他们，尽平生之学传授。两年多的功夫，“二程”学业大进。后周敦颐调任赣州通判，有时公务繁忙，便叫“二程”代他在学馆讲课。“二程”不负先生重托，把老师教导的学问尽数传授给学员，学馆影响越来越大，有学生不远千里前来投学，学馆因之扩充规模，改为书院，南安府儒学因此而大盛。“二程”则在周敦颐细心教导下，学识突飞猛进，成为旷世大儒，从此奠定了“程朱理学”的根基。

　　宋理宗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南安知府上疏言南安之地系“周子教‘二程’之地”“道学之源，实肇于此”。于是恭请皇帝赐匾额。宋理宗赵昀接疏后，亲书“道源书院”四个大字赐予南安，道源书院遂名播天下。历史上道源书院曾屡次被毁，又屡次复建。

　　如今的道源书院依山而建，其正门位于大余县城内，里面有周敦颐、程颢、程颐等儒学大家的生平展厅，有学经论道的研修场地，树木葱茏，环境幽静，置身其中，一时间令人杂念尽除。

　　我在周敦颐塑像前盘桓良久，想古时文人之所以受人敬仰，除却他们的满腹诗书真才实学外，便是有如周敦颐这般“达则兼济天下”的使命感，办学馆，建书院，皆系自发而为，有时还要倒贴俸禄、动用家资，却能够倾尽所学传之后辈，这种精神实在也是我们今人所应学习的啊！

　　牡丹亭

　　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一艘破旧的官船迎着章江的晚潮停靠于东山码头，船上下来一个人，他就是大剧作家汤显祖。

　　这一年早些时候，汤显祖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的任上，上了一个名为《论辅臣科臣疏》的奏疏，严词弹劾首辅申时行和科臣杨文举、胡汝宁，揭露他们贪赃枉法、劫掠饥民的罪行，同时还对万历登基二十年来的现状做了抨击。皇帝朱翊钧大怒，将汤显祖贬为岭南徐闻典史。

　　汤显祖年少成名，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因而虽为贬官，但在大余却受到当地府县官员的热情接待。据记载，汤显祖对南安府衙的园林胜景有过游览，但他彼时心情郁闷，这从汤显祖在翻越梅岭时所作的《秋发庾岭》一诗中可见一斑：“枫叶沾秋影，凉蝉隐夕晖。梧云初暗霭，花露欲霏微。岭色随行棹，江光满客衣。徘徊今夜月，孤鹊正南飞。”汤显祖的这首诗，看似是在写景，实则字字都在写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其中“徘徊今夜月，孤鹊正南飞”更是他当时苦闷孤独心境的真实写照。不过，南安府衙后花园内的牡丹亭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首辅申时行倒台，汤显祖得赦并升任浙江遂昌知县，奉命北返，心情大快。似乎也是天遂人愿，当他经梅岭驿道返回大余时恰好赶上章江枯水季，“水涸待舟”，老天留汤显祖在大余多逗留了一个多月。于是他就在大余遍访友朋，更是对大余的风土人情、民间故事传说做了认真搜集和考察。大余当地流传的“宝积寺的传说”“梅花观的传说”“蕉龙精的传说”等故事在汤显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围绕南安府衙后花园内牡丹亭，大余坊间也有不少传说，这些都令汤显祖深深痴迷。后汤显祖辞官回到家乡江西临川乡间闲居，并开始了《牡丹亭》的创作。作品描写了南安（今大余）太守杜宝之女杜丽娘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产生爱情，激发了她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梦境不可得，杜丽娘抑郁而死。由于她对爱的执着，化为游魂和柳梦梅相会，并要求柳梦梅掘开她的坟墓让她复生，最后与柳梦梅终成眷属。《牡丹亭》一经推出即“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汤显祖《牡丹亭》作品中有20多处提及大余，如“江右南安府”“岭南才子”“梅关”“大庾岭”等，而大余人更是把《牡丹亭》里的故事看作是家乡故事，代代相传，引以为荣。

　　我到大余牡丹亭文化园的时候已近黄昏，广场上不少交谊舞爱好者正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夕阳余晖映衬的天空下，空气轻轻地流动，使天地万物呈现出一种安静娴美的图景，有如印象派的一幅油画。

　　牡丹亭文化园依托于历史上的牡丹亭原址而建，紧邻东山码头，一面靠山，三面环水，其中心为一巨型雕像，那同时也是大余的地标——“东方爱神”杜丽娘雕像。雕像总高为13.14米，据说象征了一生一世的爱情。文化园后花园内的牡丹亭，为宝葫芦顶，双层飞檐，内外八柱，势若凌空，据说它就是在原明代南安府衙中的牡丹亭原址复建而成的。我想登上亭子，却见亭内有一对青年男女在那里耳鬓厮磨，倒犹豫是否该惊动他们。又想起汤显祖曾言：“吾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他老人家可曾知晓，作为东方的戏剧大师，他与西方的莎士比亚被称为中西戏剧史上的并峙双峰；而更应令他得意的是，他笔下的“牡丹亭”在他身后数百年已成为坚贞纯美爱情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