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跟风买过一本《翦商》，因为作者李硕号称史界鬼才。书中从殷商时期的考古发现揣摩曾经的“案发现场”，那些或凌乱或规整的墓中皑皑白骨确实触目惊心。但也许是我的阅读功力欠佳，后面的书页越翻越慢，最后干脆放弃了，因为太像一册厚厚的论文。近日，李硕的新作《历史的游荡者》出品，出版方将其定义为他的首部学术文集。因为涉及内容多，每个部分独立成篇，所以这本书可以被顺畅阅读。这是李硕的一场思想之旅，也是一部学术自传，在他的笔下，历史的灯火阑珊处可以颠覆想象。

　　翻开书，作者便带我们置身时间之中，面对万古江河。他写历史，更写人心，也用相当比重的篇幅书写自己赤诚笃定的野蛮生长；他无问西东、行读万里，学术探索不为自己设限，以多维视角看历史，也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研究。打开书，便可以做一次时间的旅行者，与李硕一起“游荡”。

　　周幽王宠爱褒姒，江山美人的背后暗藏了怎样的王朝政治变局？寒门出身但才智不俗的李彪，时逢重建士族门阀的孝文帝，“门第焦虑”如何酿成两代悲剧？在缺乏退出机制的古代，一个普通女性要为禁忌之爱付出怎样的代价？当拉铁摩尔在大漠中与晋商的驼队同吃同住时，他发现了商行怎样的经营密码？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在同一时空又是如何碰撞的？作者在这部饱含人性关怀的著作中一一解答这些疑问。

　　跟随书中对更多过往迷思的探索和梳理，我们可以读出宏观历史的变奏、文明之间的碰撞，以及个人命运裹挟在时代之中的种种图景。也正因如此，这本书不仅讲述影响王朝走向的诸多微末事件，更着意分析这些事件的原因和影响，以及其本质上意味着什么。

　　无问西东 始终保持对世界的好奇

　　2023年春，中断了在巴基斯坦背包行走的李硕，在病中整理了自己从2005年以来思索并写作的若干文章。这些文章以多个朝代为研究对象，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研究，也因此，他进入政治制度史、法律史、边疆史、文学史乃至考古学。而他的视野，更是纵横欧亚大陆，涉及东晋江南、华北蠡县、北魏洛阳、上古关中、玉门关外、内蒙古、新疆、西藏，甚至霍布斯时代的不列颠，试图多维度理解尘封的历史。

　　在他的笔下，隐入尘烟的历史被挖掘，层层迷雾在抽丝剥茧的行文中逐渐清晰。他关注帝国的边缘与中心、内亚世界的古今变迁，乃至整个亚欧大陆农耕与游牧文化区的互动历程，在文明史观的视野下发现冲突与共容，也由此，他致敬拉铁摩尔孤胆英雄般的北部边疆行旅，认为真正的学问就是要“行万里路”，应避免简单空泛的历史解释模式。

　　他也关注高高在上的帝王，叩问他们面对百官臣僚时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在“家天下”思想与天下国家之间的纠结；他留意古今中外饮食男女的“情欲”，并从法史的视角梳理了不受控制的“食色，性也”所带来的个人灾难与制度变迁；他也关心一个县城大食堂兴衰过程中那些日常生活的片段……他以不同于王朝史的传统方式，让我们了解到古代的中国——这个超大规模政治体的独特面相和更多普通人的生存逻辑，这也是一场知识量和思考力并重的盛宴。

　　学术终点 是回归永恒而复杂的人性

　　不同于以往的文集，李硕特别为本书的12个主题撰写了12篇导读，坦言自己为什么想到这些题目、这些题目的意义何在以及如何写出它们。

　　李硕坦承“人性最难写”，他在导读中说道：“我感叹自己的想象力太有限，在真实的历史面前，人类的虚构能力真显得过于渺小。”“在博士毕业（2013）之前的十余年里，我治中国古代史关注的真正重心，都是世袭制度……聚焦春秋贵族寡头家族和东晋士族门阀的末路，所谓‘历史的出口’。”正是通过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使得本书的每个主题都看点十足。对于人性的刻画与解读，是李硕此前20多年学术生涯中矢志不渝的探索。在他的笔下，帝王、贵族、士大夫、军官甚至“骗子”，都穿越历史，还原为一个个鲜活的人，他们喜悦、振奋、忧虑、恐惧，有时隐藏自己的情感，有时也欲盖弥彰。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先生说：“李硕的研究范围远超出我的专业领域，但即便是我比较熟悉的方面，也都能发现他独特的视角和见解，显示了他的天赋和潜力。”这本书正是他向公众大胆袒露如何进入学术，在学术丛林中野蛮生长，最终又告别学术的心路历程，形散而神聚，终究还是自有旨归，不为学术而学术。同时，这也是他作为少数派学者，为大家作出的“少数派报告”，他性情的、孤勇的、有态度的私家志趣在这本书中一次性地讲给大家听，让我们看到这位史界鬼才是如何炼成的。

　　“独行的旅程永无尽头，但人终究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寸之地。”这是李硕在文中的直抒胸臆，也是一位学者与我们的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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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彪的悲剧与孝文帝时代的门第

　　孝文帝时期，乃至整个北朝，门第虽然是为官的重要因素， 但从来没有过一套严格的、可操作的标准。只要父亲、祖父辈担任过高官，就可以算有门第出身，声称远祖是汉代、魏晋的某位高官也是一个办法。“九品中正制”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讲究地域平衡，每个州、郡都有自己的高门大姓。《魏书》中很多人“自云”先祖是汉魏晋时某高官，其实他们往往只是同乡、同姓而已，年深日久，无从查考，只要自己一口咬定，一般也就得到默认了。不幸的是，李彪出身寒微，而家乡顿丘还有一个李姓高门——李崇家族。他和李崇家族实在攀不上亲，前代的顿丘籍李姓名人，自然也轮不到他认作祖先了。

　　在孝文帝之前，北魏诸帝的门第观念尚不太重，只要得到最高统治者赏识，出身低微者也可以做到高官，不会受人歧视。冯太后当政时，很多宦官都受到宠幸，仕至尚书、常侍、将军、刺史，爵封王、公，甚至担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官职。按照南朝的门第观念，这都是一流高门才能担任的清要官职。冯太后死后，这些宦官年老资深，依旧很受孝文帝礼敬。

　　到李彪这一代人进入中年之际，正逢年轻的孝文帝按照复古理想和门第观念改革制度。孝文帝草拟的门阀制度，大概是按三代先祖的官爵高低划分门第，由门第决定出仕时的官职。选官制度一旦涉及实际操作层面，就问题重重，何况涉及数十年前的“历史问题”。所以直到后来的世宗、肃宗朝，朝廷数次清定姓氏门第，一直纠纷不断。这种情况下，那些门第不是特别显赫的士人，更感觉压力重重，拼命标榜自己的先祖名望，并通过排斥、贬低出身更低的人，来显示自己的门第。这样，李彪顺理成章地成了寒门的代表，和他在出身上“划清界限”，就是标榜自己门第的最好办法。

　　李彪和广平宋弁交好，他们都是相州（顿丘、广平同属相州）人。宋弁祖父宋愔，太武帝时担任过中书博士、太守，出身背景比李彪好些。宋弁个人的从政资历比李彪浅，李彪任秘书丞时， 宋弁是他下级的著作佐郎。但宋弁靠才能和门第受到孝文帝赏识，迁都洛阳后，仕至散骑常侍，兼领相州大中正，负责划定本州籍官员的门第高低。宋弁和孝文帝私下商量，仍旧把李彪定为寒门。这样做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无私，不为朋友枉法，也可以防止产生和自己竞争的同乡门第。

　　可以想象，生性高傲的李彪知道后，心中会作何感受。退一步说，李彪可以对自己的仕途不作太多奢望。毕竟经过近三十年的奋斗，他从寒微书生爬到了三品高官，可以知足了。但他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子女。李彪有一子一女，他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儿子李志，十余岁就能作文了，女儿也自幼教习文字、儒书。李彪对这对子女非常喜爱和自豪。日渐严重的门第压力，使他常为孩子的未来揪心，以致在公私聚谈、宴会场合，都要向同僚们称扬夸赞一番。孝文帝对此难以容忍，还专门批评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