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奏疏

　　改变命运

　　马周生于农家，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困，然而他嗜书如命，在亲戚的资助下刻苦攻读，虽然年轻，却已满腹经纶。

　　马周聪明有学问，唐高祖武德年间，他被补授为博州助教。这个职务与马周的理想相差太远，他怀才不遇常常饮酒解愁，因此被刺史多次训斥。一气之下，马周愤然离职、四处游荡。

　　马周先到了密州，在这里遇到一个叫赵本仁的人。赵本仁觉得马周颇有才华，于是资助马周去京城发展。而马周自己也怀抱读书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情结，他渴望得到皇帝的赏识，得到朝廷的重用，于是决心到京城长安去寻求发展。

　　马周初到长安，举目无亲，又没背景，过得很艰难。经过多方奔走，他终于投奔到中郎将常何的家里，成为常何的门客。

　　常何是武将，不通文墨。他原是李世民的部下，虽然李世民的哥哥、太子李建成曾极力拉拢他，但在玄武门之变的关键时刻，他还是选择站在了李世民这边。常何是负责守门的将领，当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进入玄武门后，他命人紧闭大门，太子府和齐王府的兵马不得进入，从而使埋伏在玄武门内的李世民及其手下顺利地杀死了太子和齐王。李世民当上了皇帝，立下了大功的常何也因此备受唐太宗信任。

　　贞观五年，唐太宗为巩固政权，有意广泛听取文武百官的意见，就下令让朝中的官员积极上书谈论朝政得失。常何因此异常苦闷，因为他既没有看法，又不擅长书写，无法完成任务。

　　马周见常何闷闷不乐，便询问原因，才知道是因为上书的缘故。他就对常何说：“大人不用忧虑，臣虽不才，但足以完成此事。”常何听后，十分高兴，就请马周代笔。

　　马周毫不费力地写好了奏疏。在奏疏中，他以常何的身份提出了二十条意见与建议，并陈述了理由。这些意见不仅有针对性，而且切实可行，文辞还很优美。

　　唐太宗认真地阅读了群臣的奏疏，这些奏疏大多是老生常谈、观点陈旧，还有一些不切实际、夸夸其谈。然而，当读到常何的奏疏时，唐太宗的眼前一亮，他十分赞赏奏疏中的意见与建议，那一条条建议都说到他心坎里了。

　　唐太宗高兴之余又心存疑虑，这是常何写的吗？常何会有这样的水平？于是就找来常何询问。常何坦诚地说：“奏疏非臣所写，是家里的门客马周先生代写的。”唐太宗问马周为何人，常何介绍说：“他每次与臣谈论，总是以忠孝为宗旨，我看是个很有才华的人。”

　　爱才的唐太宗当天就要召见马周。在马周未到达时，唐太宗就等不及了，多次派人去催促。马周到后侃侃而谈，评论从古至今为政的得失，分析得细致具体，令唐太宗大为惊叹。唐太宗于是命马周在门下省值班侍奉，第二年又提拔马周为监察御史。

　　一个毫无背景的草根百姓，就因为代写的一封奏疏得到了皇帝的赏识，马周从此登上了唐朝的政治舞台。

　　竭忠尽智

　　进言献策

　　马周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为了感激这知遇之恩，他除了兢兢业业地做事之外，还要殚精竭虑为皇上进言。因此，马周多次上书唐太宗，提出建议。综合起来，他上书的内容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劝谏唐太宗重视百姓的休养生息。

　　马周呈上了一份《陈时政疏》。他从夏、商、周至魏、晋、隋统治天下的时间长短切入，举出历史上的明君与昏君的不同作为，来说明其统治的结果大不一样。有的朝代能绵延几百年，而有的却只有短短几十年。讲到历史教训时，他劝唐太宗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他说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天下人对君主“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他列举了尧、禹及汉文帝、汉景帝节俭的事例，批评了当时的奢靡之风。

　　马周还结合现实说，现今在大乱之后，人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而徭役仍然很多、很重。马周常常去访问民间疾苦，发现百姓已有不少抱怨的话，因此，他劝谏唐太宗要节俭治国，力戒奢侈。

　　马周在奏疏中明确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惟在百姓苦乐。”力劝唐太宗要以“百姓苦乐”为国之兴衰的权衡标准。

　　马周举出唐太宗在征战中的那些事实后，接着说隋朝征收、储存了大量的仓米、布帛、金银，看起来很富足，然而最后都被反隋者所用。尽管储积钱粮财物是国家的常事，但总得等百姓衣食有余，然后再去征收。而今战乱之后，百姓本来积蓄就少，还要强行收缴，最后所积聚的钱财可能会成为贼寇的助力，而没什么好处。

　　马周还举例说，贞观初年，全国遭受灾荒，那时候一匹绢仅值一斗米，百姓却能安居乐业，因为百姓知道陛下体恤他们。近几年连年丰收，一匹绢高达十多石粟，然而百姓却有怨言，以为陛下不爱怜他们了，百姓之所以会这样想，就是因为徭役过重。马周进而指出，这种状况下，一旦有水旱之灾，或边疆遇紧急情况，就难免有不测之事发生。因而劝唐太宗一定要居安思危，重视民生，爱惜民力。

　　二是劝谏唐太宗废除世袭、约束藩王。

　　马周针对唐太宗将皇亲宗室及功臣分封邦国，并传给子孙、世代承袭的这种情况，提出要爱护皇亲宗室及功臣就应该使他们富贵，使他们能够安全地生活，而不是要以官职世袭。因为他们的子弟万一骄奢淫逸，百姓就会遭殃，国家就会受到破坏。马周建议唐太宗只封土地，使其食邑代代相传，保障他们的生活，而官职则应该按才能、品德授予，这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也是对皇亲宗室及功臣的爱护。

　　马周还引用汉朝贾谊《治安策》中可为痛哭、流涕、叹息的话，说明治国要从长远考虑。并举出历史教训，指出自汉、晋以来，乱天下者何尝不是诸王？为社稷着想，就不能娇惯子弟，放纵诸王，应当制定长远的制度，这样创下的基业才能代代相传、万年长久。

　　三是劝谏唐太宗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慎选州县官吏。

　　马周明确提出“天行者，以人为本”，强调治理天下要以人为根本，选好、用好郡县的官吏。县令人数多，很难全都选用得当，所以更要重视对刺史的选拔。若每个州配备一个贤良的刺史，那么一州之内，百姓就能得到休养生息。因为唐朝政权是在隋末征战中起家的，所以刺史和州县官吏多是武人，这些人缺乏治理地方的经验，所以马周建议要慎选官吏，让武治转型为文治。对于宰相的人选，马周建议应该让他们先做地方官，加以实际的锻炼，以积累治理地方的经验。

　　四是劝谏唐太宗尽孝太上皇，以孝示范。

　　马周对唐太宗非常忠诚，他不仅从巩固政权方面替唐太宗出主意，还替唐太宗考虑家事，想得十分周全。

　　唐太宗是通过玄武门政变，杀了自己的兄弟，逼迫父亲李渊让出帝位才做上皇帝的。唐太宗登基以后，虽然尊李渊为太上皇，却把父亲迁到了城外，而且其父居住的条件也比自己的皇宫差很多。这种做法显然不合儒家的孝悌之道。正当唐太宗自觉不妥、为此忧思之时，马周提出了建议，他劝唐太宗将太上皇搬入城内居住，并将太上皇的宫室加以修葺，以便早晚问候，使皇上大孝之心明示于天下。

　　马周提出的这些意见与建议都被唐太宗欣然接受，因为他确实是为唐太宗着想的，而且他提得都很委婉，不仅说出意见和理由，而且还提出解决办法。他在奏疏中不是空谈，而是务实；不是抱怨指责，而是设身处地为唐太宗筹划，所以唐太宗非常乐于接受。应该说，马周是很讲究进言方法的，所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对唐太宗的劝谏，马周不仅上书，当皇帝征求意见时，也总是直言以告。贞观十八年（644）四月的一天，唐太宗到太平宫，他对随行的官员说：“臣属听话的很多，而直言冒犯的却少，今天我打算听听你们的意见，请诸位不要隐瞒。”

　　唐太宗说完，其他官员还没有说话，马周就坦诚地说：“陛下最近所做的赏罚，我看有以自己喜怒做标准的倾向。”唐太宗对马周的这一意见也愉快地接受了。

　　马周的上书也好，言论也好，都体现出他对唐太宗的耿耿忠心，也体现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多次提拔

　　评价极高

　　唐太宗与马周的关系是很和谐的，他第一次召见马周就迫不及待，曾派人多次催请，在相谈甚欢之后，就立即任命为官员，后来又多次提拔马周担任重要官职。贞观十八年，马周当上了中书令（宰相），同时兼任皇太子李治的老师。

　　马周的职场之路升迁快、职务多，但他始终不骄不躁，虑事周密，获得了很多人的赞誉。当时的宰相岑文本对马周也深为敬佩，他赞叹说：马周论事，文采洋溢，切合情理，而且没有一字可以增删，听起来洋洋洒洒，能使人忘却疲倦。古代的苏秦、张仪、终军、贾谊也不过如此。

　　在唐太宗时，有两个著名的谏臣：一是魏征，一是马周。二人做事的风格很不一样，唐太宗对他们的态度也各有不同。

　　魏征疾恶如仇，他对看不惯的事就直率地提出，有时不看场合，有时甚至是疾言厉色。唐太宗对他有些敬畏，有时也很反感，只是忍耐而已。马周也爱提意见，但总是平和而委婉，从不声色俱厉。他不责怪，没抱怨，有情有理，切中要害，所以让人乐于接受。唐太宗对他另有一番感情。

　　二人对谏言的处理也大不相同。魏征临去世前，将自己的奏疏汇集起来，准备传之于后世；而马周临终之前，却将所有奏疏亲手付之一炬，全部焚毁。他感慨地说：这些东西不能留下来彰显君主的过失。可见马周多么为唐太宗着想，想得是何等的周到。这样想，这样做，能不令唐太宗感动吗？

　　唐太宗曾经感慨地对人说：“我对马周，一会儿看不到，就要想他。”可见马周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唐太宗还为马周题词：“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意思是说：鸾凤直冲云霄，定是凭借着羽翼；得力重臣的努力，就全在于忠良。唐太宗对马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在人才济济的唐朝初期是很少见的。

　　遗憾的是马周的身体不好，他早就患上了消渴症，常常卧病在床。唐太宗对他十分关切，下诏令为他建房，派名医诊治，遣人探视，多次赠送膳食。唐太宗还亲自为马周调药，让太子去问候。马周英年早逝后，唐太宗为他举行了规格很高的葬礼，追赠他为幽州都督，并将其葬在自己的皇陵——昭陵，给了马周以极大的荣誉。

　　对于马周，后人也有很高的评价。唐朝史学家吴兢在《贞观政要》中评价马周：“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故动无不中。”唐朝诗人李贺的《致酒行》一诗中也曾写道：“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写了马周巧遇唐太宗的事，本来是“天荒地老无人识”，却凭着“笺上两行书”得到了皇帝的青睐，那种钦佩羡慕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

　　酷爱文史的毛泽东对马周评价也很高，他读到马周的《陈时政疏》就大为赞赏。在《新唐书·马周传》上，毛泽东批注道：“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这里的“贾生”就是西汉时的贾谊，毛泽东对他也很欣赏，称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而这个批注里，毛泽东把马周的政见赞为是继贾谊《治安策》以后的“第一奇文”，并且不惜贬抑历代文坛泰斗的苏东坡以作为对照。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针对这篇传记中所说的马周才能不及傅说和吕望的结论，批注道：“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傅说是商朝的宰相，吕望就是协助武王灭纣的姜太公。毛泽东将马周与傅说、姜太公相比，赞美马周的才能远远地超过了他们。

　　马周虽然只活了47岁，在唐初的政坛上却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他留下的那些谏言、政论，直到今天，对于治国理政，还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