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本书是传承中华文明传统、借鉴中国智慧、弘扬中华精神的优秀学术普及著作，收录了冯天瑜教授最新研究成果，遵循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之理路，考究文化史学基本论题，如中国文化之生成机制、发展脉络及走势、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以“文化生态”说为基旨，以中西文化互动为视野，探析中华文化源流，考究中华元典智慧，提供领略中华文化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指引。

　　考察世界各主要的古文明，不难发现，支撑这些古文明发展传续的根本就在于各自的文化元典。希伯来元典《圣经》充满了对彼岸世界的向往、追求、恐惧，提出人的一切受领于神，人有“原罪”需要救赎。而在印度吠陀系统的有神论，提出的是诸神并立，且服从于绝对者，这个绝对者就是宇宙规则。印度的《奥义书》阐释的是宇宙法则的规则。古印度塑造的梵天诸神，与古希腊的诸神一样，也有嫉妒、不和、背信、贪欲、骄傲、怯懦等毛病。

　　本书作者冯天瑜（1942—2023），湖北红安人，著名历史文化学家。曾担任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史学会会长、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荆楚文库》总编辑（之一）等职务。长期从事思想文化史研究，探讨中国文化史框架构筑和明清文化史，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是中国文化史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著有《中华文化史》《中国文化生成史》《中华元典精神》《新语探源》《“封建”考论》等作品，其中《中国文化生成史》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中华文明五千年》被评为2022年度中国好书。曾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汤用彤学术奖、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等。

　　书中深入考察分析了古文明的文化元典。在他看来，中华元典系统与希伯来、印度元典系统有着迥然相异的旨趣，更加强调人的作用、人的崇高。中华古文明的早期阶段，发展出鬼神意识、宗教意识，比如商代就有“殷人尚鬼”、“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做法。到了西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殷商的做法，仍然通过卜算来问鬼神，但国家统治者也设法加强对充当神、人媒介的巫祝等宗教职业者的控制。

　　冯天瑜先生在书中特意提到了与《圣经》中“巴别塔”故事有所类似的一个典故：《国语·楚语下》记载了传说中的颛顼“绝地天通”并予解说“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绝地天通就是绝地民与天神相通之道。表面看，这与《圣经》里的巴别塔故事相似。但巴别塔故事其实展示的是神为了削除人的威胁，实现分而治之，所以愚弄、戏耍了人类族群。但中国的绝地天通其实是人间的王竭力操控神—人关系。

　　所以，冯天瑜先生在其所著的《文化困知录》书中指出，通过中华元典中的“绝地天通”，就能发现，这其中虽然表面沿袭着神道观念，但实际上是人学原理，所以西周以后的中国，神学逐渐从属人学，国家控制宗教，君权凌驾于神权之上，重神转为重人。相较之下，在宗教至上的欧洲中世纪，往往是宗教控制国家，神权凌驾于君权之上。

　　相类似的证据是，《尚书》记载，殷纣王的兄长微子见纣王昏庸、不听规劝，而执掌神权的父师商量，获知百姓偷盗祭祀天地神灵的猪牛羊三牲，却没有受到惩罚。这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对鬼神，还有神权及其庇护的君权均予以鄙视。

　　《文化困知录》书中指出，中华元典具有世俗性，并不是否认中华先民没有宗教意识和创建宗教的实践，而是指中华元典精神的重心在“入世”而非“出世”，所以精英知识分子通常以现实政治为务，而政治从神学中剥离出来，这也是《左转》所称的“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也就是说，治理国家取决于用人的恰当、民众的拥护、时势的趋向，“礼神”可以有，但也不是必需的。

　　正因为这样，中国古代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所诵读的经典，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讲述的都是平实的人生道理，没有人格神上帝，没有人格神上帝的创世纪，也不曾提及关于彼岸世界的描述，更没有人的“原罪”。所以，清末思想家章太炎坚决反对康有为倡议孔教为“国教”的倡议。

　　书中指出，中华元典立足世俗，升华出超越性精神追求，最终被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书中还就此探讨了中华元典对于外来宗教进行的本地化改造，也就是将现世化倾向注入其中的具体做法。

　　《文化困知录》这本书分为六个板块，分别谈及中华元典终极关怀等议题的文化史部分，中国国名来由、革命概念来由、科学和共和概念演变的历史语义学部分，农耕文明、循环经济等文化生态概念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生发，明清文化议题，中日文化交际议题，文化史研究的个人感悟等。全书内容坚实，覆盖广泛，书作者纵论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探析了中外文化交流并予对照鉴赏，集合了冯天瑜先生毕生研究成果，以纲要式的方式予以呈现，是文化爱好者不可错过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