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为梁老写下一些文字，但是因为世俗杂务的干扰，始终未能沉下心来。这次天津师范大学刘卫东、程伟二位老师的来访，终于彻底打开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我愿意把它们记录下来，见证我与梁老之间的忘年情谊，以告慰梁老的在天之灵，也释放自己这颗被思念与歉意困扰已久的心灵。
说起我和梁老的交往，还要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候我们河北师大参加了全国三十多所院校协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项目，承担了其中梁斌和田间两位作家研究资料的编辑任务。这项工作最终落实到了我的头上。当时我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自然会想方设法把任务完成好。除了查阅资料之外，访问作家便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因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从没有与大作家打交道的经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与梁老取得了联系。梁老很快就给我回了信，热情地欢迎我去他家做客。
梁老的家在天津黄家花园一栋老式三层小楼内。1981年春季的某天，在二楼的会客室我见到了这位我仰慕已久的老作家。梁老身着一套黑色的家居服，个子不算高，但是面色红润，精神矍铄。他满脸笑容地请我落座，并让阿姨奉上热茶。待我说明来意之后，他便侃侃而谈，很快就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说起他童年玩“踢鞋”的游戏，还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给我做现场表演。我被老人不平凡的经历打动，也为老人那朴实而率真的气质所感染。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午餐时间，老人热情地邀请我与他共进午餐。我虽再三推辞，但仍架不住老人的盛情。想到谈话还远远没有结束，我只得留了下来。
我问起他的家人，老人回答说他们都在忙着各自的工作，因此这顿饭只有我和梁老两人享用。饭后，应我的要求，梁老带我参观了他的工作室。只见在硕大的工作台上摆放着笔架和砚台，还铺着一张未完成的画作。地上的瓷缸里立着多个已经完成的画轴。在我恳切的请求之下，梁老为我打开了一幅幅他的新作，这便是后来在梁斌画展上展出的作品，我成了它们最早的鉴赏者。梁老告诉我，他很早就有写字作画的爱好，如今书画更是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望着眼前堆积如山的画作，我再次被老人的才华和勤奋所折服。我请老人午休一会儿再工作，而梁老执意不肯，兴致勃勃地与我交谈了整整一下午。
这次访谈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回去之后，我便写了一篇访问记，寄给了梁老。没想到，梁老给了很高的评价，并把它推荐给《长江日报》，这便是后来在《长江日报》上刊出的《宝刀未老青春在》一文。其实，这也是我在报刊上发表的处女作，由此我深深地感激梁老对我的提携。在编辑《梁斌研究专集》的过程中，梁老多次来信指点，或推荐他首肯的评论文章，或指出我们的疏忽大意之处，直至文稿已经交付出版社之后，他还催促我们把遗漏的文章火速补寄出版社以免遗珠之憾。1986年5月，这本35万字的《梁斌研究专集》终于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梁老十分高兴，特意叮嘱给他多寄两本书。这本书的编者虽然署的是我们的名字，但也浸透着他老人家的心血啊！
梁斌的早期创作，是梁斌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据梁老介绍，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他就在北平开始了文学青年的生涯，曾经在《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大公报》《益世报》等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只是时间久远，再加上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具体篇目已经记不清了。根据梁老提供的线索，我决定到北京图书馆碰碰运气。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通过一天一天翻阅当年的报纸，我终于在1933年6月19日的《世界晚报》上，找到了一篇署名为“梁斌”的杂文《从蜂群说到中国社会》，这令我喜出望外，然后乘胜追击，又在《世界晚报》和《世界日报》等报刊上，陆续发现了一些署名为“梁斌”的作品，总共有15篇之多。我把这一喜讯写信报告了梁老，梁老立刻回信肯定了我的发现，并且回忆起当初写作《新麦子面纸》等文章的历史背景。他还说，当年在《大公报》上，他还发表过一篇写北海仕女划船的诗，其中有一句是“行不得也哥哥”。根据这一线索，我又二上北京图书馆。
当时为了保护历史资料，这些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报纸，都被拍成了微缩胶卷，查阅资料需在特制的设备上阅读，十分不方便，再加上《大公报》上的文字浩如烟海，要想从中找出“行不得也哥哥”这六个字，简直无异于大海捞针。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六个字居然真的让我找到了，而且与梁老的记忆相符，这确实是一篇与北海仕女划船有关的散文诗，题目是《春》，只不过他的作者是“雨花”，这就意味着我发现了梁斌一个新的笔名。以此推断，在同一份报刊上，在这篇文章的前后，同一署名的文章也应该出自同一作者，依照这一线索，我又在《大公报》的《小公园副刊》上发现了两篇署名为“雨花”的小说《芒种》和《农村的骚动》。
梁老得知后十分高兴，他感慨地对我说：“过去有许多人曾经向我问起早期创作的情况，但都不了了之了。只有你，切切实实地帮我做了一件好事。”为此，他还特意写了《关于早期的几篇作品》一文，详细地记叙了这件事情。我也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了一篇论文《打开了〈红旗谱〉的大门——试论梁斌的早期创作》，经他推荐，发表在1985年1月14日《天津日报·文艺评论》版。
从我们相识那天起，梁老就十分关心我的成长和进步，他多次叮嘱我：“你写东西吧，先写散文和短篇，写了多改几遍，必要时交我给你发表。”“趁着年轻，希望你多读一些书，希望你试着写些散文和小说，开始练练笔。”这是父兄般的关爱，也是老一辈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我牢牢地记在心里。按照当代作家研究资料的统一体例，每本专集前面都要有一份作家小传。我在完成《梁斌小传》之后，感到意犹未尽，觉得搜集到的很多素材都还未派上用场，于是趁热打铁，又写了一篇《梁斌生活与创作年表》。完成之后，我把《小传》与年表一并寄给梁老，请他审阅。没想到，梁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看了你的东西，不由得心中暗喜，我不是当着你的面夸奖你，你实在是工作勤奋，有一定的聪明，有一定的能力，文章很干净，美好的前途在等待着你。”看着这近乎溢美的言辞，我的心里升起了股股暖意，自信心更足了。
我把经过梁老修改的《年表》，投送到《河北师大学报》，很快就被采用了。恰好这时《梁斌文集》（出版时改名为《笔耕余录》）也要出版，梁老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来信跟我商议，想把《年表》附录在《文集》后面。在征得我的同意之后，他又主动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联系，在得到出版社编辑肯定的答复后，他又再次给我来信，让我把《年表》抄录一份给中青社寄去。此后，梁老还一直关注着此事，直到看到清样，确认《年表》已被收进书里，他才再次给我写信，告知了这个消息。从这一番紧锣密鼓的操作中，我看到了梁老稳扎稳打、善始善终的行事风格，更感受到他提携后进的殷切之心，这一切都增进了我对他的理解和敬佩。
当时社会舆论对工农兵学员十分不友好，许多原先留校任教的工农兵学员，都陆续转行做起了行政。同样是工农兵学员的我，虽然在毕业的当年就登台讲课了，此后几年也一直未离开过讲台，但也感受到了重重的压力。有人建议我，暂时退出教学岗位去考研，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自身的处境。我心里犹豫不决，便给梁老写信寻求帮助。梁老并没有急于替我做出抉择，而是鼓励我要下苦功夫。他给我讲起小学教员罗根泽曾在一位清华老教授的指导下，刻苦读书，后来考取了清华研究院，毕业后著书立说，成为大学教授；而他自己则是初师二年级的学历，又上了一年山东剧院，后来钻进北京图书馆，读了一些书，靠自我奋斗拼出来的。看来，“条条大路通罗马”，成才的道路因人而异。梁老特别提醒我：“无论走哪一条路，希望你不能自暴自弃。”“你还年轻，要一直努力下去，是有希望的。”正在这时，传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青年教师助教进修班的好消息，真是及时雨啊！经过努力争取，领导终于批准我脱产进修。当我把这一消息写信告诉梁老时，他也为我高兴，并且勉励我要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努力学习，一年之中可望有长足的进步。”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没有辜负梁老的期望，这一年的学业与创作获得了双丰收。
早在1984年，梁老就来信说：“评传还没有人写……我希望你们能做一做这个工作。”但是鉴于我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所以迟迟没有应承下来。经过这一段时间材料的积累和写作实践的锻炼，我感到写作评传的时机渐渐成熟了。于是就写信向梁老报告了自己的想法和初步的构思，很快得到了梁老的首肯，他提醒我：“下笔之前请你看一下《马克思传》，可以引起你的一些创作欲。”而且建议我，“一边写着，一边来谈几次，我可以把一些细节谈给你。”于是，在1985年暑期，我第二次叩开了梁老家的大门。这次我已经全然没有了第一次那种拘谨与生疏的感觉，就像老朋友相见，言谈甚欢。谈完正题之后，我直截了当地向梁老索求字画，梁老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场挥毫疾书，不一会儿，一首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就展现在我面前：
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我的心头不禁一热，我明白梁老题赠这首诗的用意，全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他是完全把我当成了“知己”呀，我绝对不能辜负梁老的信任！接着，他又给我画了一幅他最拿手的荷花，题名为《仲夏夜之梦》。此时此刻，我们二人共同的梦想是什么？不就是早日完成评传吗！我知道梁老是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激励我的自信心，提升我的创作渴望。
不久，中科院举办的“助教进修班”开课了。进修班采取的是讲座式教学，每天上午搞各种讲座，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则由自己支配。学员们除了聆听讲座之外，也都有自己的学习和写作计划。和我同宿舍的是曲阜师范大学的周海波老师，比我岁数小一些，但是文思敏捷，心眼活泛。我们之间无话不谈，渐渐形成了一种默契。我邀请他参加《梁斌评传》的写作，这样有问题就可以一起商讨。在两人的合作之下，写作的进程明显加快了。这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对梁斌的思想气质和慷慨悲壮之气的形成等问题，把握得还不太准，就写信向梁老讨教。没想到，梁老写了三千多字的长信作答。从信中我们才得知，此刻，梁老正因病住院。让老人在病中为我们做出长篇大论的解答，这岂不是太不人道了吗！因此，我们决定去看望梁老，并趁便访问他的夫人。
当我第三次踏进梁家大门的时候，我终于见到了梁老的夫人散帼英女士，她热情地招呼我们。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开朗乐观、泼辣干练的女士。我们向她询问起当初与梁老的恋爱与婚姻，她未言先笑，那种幸福与喜悦溢于言表。随后，梁老夫妇与我们二人合影，这就是《梁斌评传》里收录的那张四人合影照。在这之后，《梁斌评传》的写作就进入了快车道。1986年5月，我们完成了初稿，梁老审阅了全部书稿，并且提出了修改意见。我们又做了充实和修改。1986年12月，完成了二稿，其中某些章节还在《河北师大学报》和《赣南师院学报》等刊物上先行发表。我拿着这些已经发表的章节，找到著名文学评论家冯健男先生，请他给评传作序，他慨然应允。这样，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我们最头痛的还是出版问题。没办法，还得麻烦梁老。梁老回信安慰我们说，只要书稿出来了，出版不成问题。他替我们联系了出版社，还请他的本家兄弟黄胄先生题写了书名，设计了一个十分雅致的封面。1991年2月，我们又对书稿做了第三次修改和润色，1992年5月，《梁斌评传》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出版后反响很好，曾经获得河北省高校1991—1993年度社科优秀专著二等奖，之后还入选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就展。如果梁老九泉之下有知，听到这个消息，他也该感到欣慰了。
1996年，梁老不幸离世，噩耗传来，我虽然想去拜祭，但因新岗位授课，离身不得。这20年，我跨了四大专业：当大学语文在全国大学全面开花之时，我被从当代文学教研室抽调到大学语文教研室；当电影和电视昂首阔步登上大学讲堂之际，我又给学生开设了《影视鉴赏》课程。2000年，在学校新学科建设的档口，我又被要求招收影视文化的硕士研究生。每一次转向对我来说，都是面对一块崭新的大陆，都要奋力开辟出一块生荒地，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是我记住了梁老的教诲，每一次转行都能全身心地投入，不敢有丝毫懈怠。这样，为梁老写点东西的念头就屡次提起，而又屡次放下。今天，借着纪念梁老110周年诞辰的机会，我终于了却了这个心愿，但愿梁老的在天之灵，能够感受到我对他的深深敬意与怀念之情。
本版题图 张宇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