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为何研究民间美术：王树村自述》。该书是已故美术史论家、民间美术收藏家王树村自述风雨人生的传记，由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教授姜彦文、在读硕士研究生方博整理。书中收录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手绘作品及旧藏经典年画，立体呈现出王树村保护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执着情怀。

　　王树村（1923—2009），生于天津杨柳青。他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民间美术资源中遨游一生，倾尽所有购买、收集年画粉本和版画多达17000余件。他曾说：“画画是画家个人情感的表达，而年画是大众情感与生活的体现，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和更高的文化价值。”

　　在年画庄门前流连忘返

　　拜画师阎文华学人物画

　　我从小成长在北方年画艺术之乡杨柳青。那时的杨柳青南有运河，北有子牙河和大清河，横贯镇之东西，淀水芦塘也多，散落在河流之南北，拂水杨柳掩遮渔村，景色、风物迷人。村民多以网鱼弄船为业，故杨柳青旧有“北方小苏杭”之誉。

　　杨柳青在明代已设驿站，运河经此直抵北京。吴承恩等名士过此都曾留下诗篇文章。清初杨柳青是静海县（今静海区）重镇，临河饭馆酒店、茶坊旅舍接连一线。中街、后街有估衣、杂货、年画铺、画像馆、扎彩店。每逢农历一、五之日为集市，四乡运粮至粮食市售卖，农具、日用品、土特产都分类设摊销售，偶尔也能看到字画文玩、皮影剪纸、泥塑绣品。

　　我的家庭是一个小康之家，有房、有地，还有个买卖，收入之钱粮足够一家人生活。家里送我到当地的周氏学塾，跟老师学古文、字画。私塾教学不严，时间也较灵活。

　　杨柳青的徐少轩画像馆、和贸怡年画庄、任文鸿剪纸花样子铺，西渡口的“娃娃李”彩塑神佛、娃娃泥人铺子等，它们的窗外，是我常年驻足、忘掉饥渴的地方。每年从腊月二十三开始，四乡农民涌到这里选购新版年画、老版灶王门神及吊钱、春联等，装饰门窗，点缀新年。年画画市是喜爱民间美术者的学习课堂，民间年画艺人也借此机会相互观摩、提高技艺。它推动了民间美术的发展和人物画的出新。我从心灵深处爱上了中华民族的民间文化艺术。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今北京）沦陷。不久，日军飞机对天津狂轰滥炸。杨柳青的运河上很少再有船只往来，荷塘干涸，田园荒芜，农民常被抓走当劳工。年画作坊倒闭，商店、酒楼、书场、旅舍客流断绝，富有人家都逃到了天津市内。

　　我家中先是卖房卖地，继而卖箱柜家具、古瓷瓶盘，生活日渐困难，为谋求一技之长，我拜画师阎文华学人物画。阎家世代作画为生，以画美人著称，年画行业称其为“阎美人家”。跟老艺人学画，没有什么教材、教案，除了看师父作画，自己回家临摹外，最使人感兴趣的是画师教画时念的画诀，比如：“画文人如一颗钉，画武将要像一口钟。”“站七、坐五、盘三半。”“一个巴掌半个脸。”后两条是说：画人体比例要以人头大小来计算，站着的要有七个头高，坐着的要有五个头高，盘腿席地而坐的约有三个半头高；画人物的手不能画小了，小手男子不好看，一只手舒展开要有半个脸大。传统的民间画诀是自古传下来的经验和心得，没有文字留下，师徒相承，父子口授，我觉得非常有趣。

　　放弃画山水风景

　　潜心研究民间美术

　　日本战败投降后，天津原日租界的侨民因遣返限带物品20公斤，只有变卖家具等重物。一时间，原日租界成了旧货市场，有很好的日本民间艺术品、衣装、陶瓷等。中国人讲道德，不强买强夺。我是这个旧货市场的常客，看到日本出版的关于中国文化艺术的图册，初感新鲜，都是没见过的，转而又想，书中都是中国常见的民间艺术品，外国人收集起来编成图册，难道中国就没人做这件事吗？我过去收藏了一些剪纸、年画、皮影、神像，我也想有朝一日编书出版，以雪此耻。这一想法深深埋在我心中。

　　当时的天津市立美术馆开设中画班和西画班，招收学员。我报名学画，课程有画石膏像、学国画，每周有一堂艺术概论课。平津战役结束后不久，华北大学在津招生。我经过考试被录取，分到第三文艺部，地址在北平宣武门内顺城街。学校供给衣食住宿，不收学费，教职工衣着朴素、待人和蔼，以同志相称，如同来到一个清新不争名利的世界。

　　上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帅府园胡同，中国美术家协会新建的美术展览馆先后举办了“中国民间剪纸展览”“新旧年画、玩具展览会”等活动。鉴于中国美术史中民间美术是一大空白，没有史学家填写，我妄想由自己来做，从此弃掉画山水、风景，专攻美术史论中的民间美术。

　　我得空便到早市、旧货摊、旧书店、造纸厂搜集民间美术资料。当时我只是为了写本书，还不知道这就是抢救祖国的文化遗产。比如，北京珠市口西湖营胡同，旧有绣品店十余家，专做清代服饰上的绣花和地毯等生意，出口欧美各国。后来此行业取消，旧存的一些绣品当成废品处理。我遇到后，在一堆一堆绣花衣饰中挑出了约500幅不同花样的清代刺绣精品和花边。挑选时，那种刺鼻的恶气怪味儿只有我自己知道。

　　1956年，我调入《美术》杂志社，位于北京南锣鼓巷雨儿胡同的一座四合院，原为齐白石先生的画室。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萨空了、总编辑邵宇预先支付800元稿费，要我编一本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书。这时候，民间美术品少了，琉璃厂的字画店、文玩铺也都合营并店，只有三五家有些民间美术品，但要比地摊上的贵十倍、数十倍。如“西湖景”，又名“拉洋片”，是清代受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影响的透视画。还有清代北京画师徐白斋等创作的四幅一盏的纱灯画《西游记》《水浒》《圣僧传》《说岳》等，这些都是很珍贵的民间美术资料。

　　这段时间，我编印了《京剧版画》《太平天国版画》《杨柳青年画资料集》，其中《杨柳青年画资料集》在莱比锡国际书展上获得了银质奖章。我被调到中国美术研究所工作，地址在王府井校尉营胡同，中央美术学院内。

　　与农民画工谈艺

　　走遍木版年画产地

　　1960年，我下放到唐山丰润老庄子公社，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老庄子公社李庄子大队有一位老画工，名叫张喜恩，是“拨塑匠张家”的传人，祖上辈辈都给各地庙宇塑神佛。通过交谈，张师傅知道我是杨柳青人，学过年画，自然而然地亲近起来。我表示愿拜张喜恩为老师，听听画神佛的技艺和常理。过去民间艺人都是父子传承，当时张喜恩已六十多岁，又无子女，也就含笑默认了。

　　随后几个月断续谈艺，我得知老人曾随他父亲为乡下的五圣祠、七圣庵等田间小庙塑过神像。五圣、七圣都是民间农业保护神，农民敬神是为了保佑风调雨顺、秋天能有好收成，没有宗教色彩。这些不见画史文字记载的美术理论，幸有张喜恩师傅讲述出来，成了我编写《中国民间美术史》的第一手资料。

　　回北京之前，张喜恩师傅拿出一卷塑样，约有二十多张，是在毛头纸上画的近百尊道释神像，说是张家祖辈传下来的，要送给我。我心想，这是“拨塑匠张家”的饭碗，我怎能要！转而又想，这一卷塑样最晚也是清代中叶的作坊秘本，这样的宝物可能只此一卷，我若不收下，就有可能消失。最后我还是收下了，又把自己剩下的数十元工资给了张师傅。

　　后来我考察过木版年画产地，去了河南朱仙镇，陕西凤翔、汉中，四川绵竹、夹江，重庆梁平等地，访问民间艺人，跑遍了旧书铺、废品站，买了一堆没人要的神佛道像、年画墨线底稿、剪纸等物。回北京后，写了一篇考察报告。

　　（根据《我为何研究民间

　　美术：王树村自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