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刘安《淮南子·道应训》上，有个《鲁相嗜鱼》的故事，说的是战国时代，鲁国宰相公仪休特别喜欢吃鱼，因为他权倾朝野，举国上下都投其所好，争相买鱼送给他吃，他却一律不受。他的弟子们很奇怪，问道：“您那么喜欢吃鱼，为什么要拒绝呢？”公仪休说：“正因为我特别爱吃鱼，所以我才不能接受别人送的鱼。如果我收了人家的鱼，必然要迁就人家，替人办事，吃人嘴短嘛。替人办事，就会违法乱纪，就会因此丢官，丢了官，手中没了权，我再喜欢吃鱼，人家也不会送了。人家不送，官又丢了，鱼就没法自给，想吃也吃不到。如果我不受人家的鱼，官就不会丢，有丰厚的俸禄，这鱼还是能够自给自足的。”

　　公仪休真有趣，把“受鱼”与“丢官”联系起来，就像把蚁穴与千里之堤的崩溃、把蚍蜉与参天大树的倾倒联系起来一样，看似小题大做，其实不然，他提出的是一个如何对待“公权”的问题。自己手握公权，大家都希望从中渔利，所以才会一窝蜂地送鱼。人家送的哪是鱼呀，送的都是一本万利的“一本”，之所以送“一本”，为的都是后面那丰厚的“万利”呀。公仪休的清醒之处在于，他懂得人家送鱼的目的，以及自己收鱼之后面临的风险，这账算得很明白、很通透。而最为关键的是，他懂得如何对待公权力，不把公权作私恩来谋利。

　　其实，如何对待公权，历史上一直不乏公仪休这样的例子。西晋钜平侯羊祜，手握举贤任能大权，然而，为了保密，每次举荐之事完毕后，他都把自己的奏折草稿全部烧掉，不留下蛛丝马迹。被羊祜举荐的人，往往升了官还不知道是谁的功劳。朋友劝他不必如此慎重，羊祜的回答是：“拜爵公朝，谢恩私门，吾所不取也。”

　　宋太宗时期的宰相李昉，凡属那些走后门拉关系来找他举荐的人，他虽然明知对方才能俱佳，堪当重任，当场都会义正词严地拒绝。不过，对方不久就会得到提拔。而对于那些没有真才实学、不能提拔的走后门者，他反倒和蔼可亲地向对方解释。

　　为什么这样呢？他的理由是：任用官吏是皇帝的事、国家的事，若接受那些有才能者的要求，无异于出售个人的“私恩”，所以坚拒，这样才能使用人之恩归于皇帝、归于国家。至于那些没有本事又希望得到提拔的，既然不能满足人家的要求，那就给人家一个笑脸吧。

　　无论是公仪休、羊祜还是李昉，都是国家重臣，要以自己手中的权力给那些奔竞者办事，并给自己捞好处，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他们为什么不那样做呢？因为他们深深懂得，权力是国家的，给个人办私事，就是以公权施私恩，就是公权私用，公权一旦私用，自己在处理国家大事过程中就会有失公允、失之偏颇，损失的是国家利益、百姓的利益，这是因小失大的原则问题。

　　然而，在“家天下”的封建时代，这种严格自律的人毕竟凤毛麟角，宗法意识、人身依附、门第观念才是那个时代的思想主导，在这些思想的支配下，权成了个人的私器， “拜爵公朝，谢恩私门”也成了常态。封建社会权力场中，谁的权力大，谁就成为依附与奔竞的对象。像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为谋取利益，竟甘当七十五岁高龄武则天的掌中玩物；魏忠贤那些“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们，也在纷纷上演着向权力邀宠、向权力献媚的人间丑剧。

　　当公权变成了私恩，权力便找到了寻租的机会，损害的是百姓的利益，践踏的是法律的尊严，影响的是社会公平正义，唯有筑牢防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真正还社会以公平公正、海晏河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