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条》作为一部法治题材的电影，突出了法治的重要性。它通过具体案例向观众展示了见义勇为、正当防卫等法律问题的争议性，引发了人们对法律和正义的思考。在唐朝武则天时期，陕西渭南的一介平民徐元庆为父报仇杀死了当朝御史大夫赵师韫，此案轰动朝野，在判决上引起了争论。诗人陈子昂写了一篇《复仇议》上奏武则天。没想到百年之后，大文学家柳宗元写了一篇《驳复仇议》。此案因两位文人的文字官司而名留青史。

　　驿站里发生“为父复仇”案

　　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长寿二年（693），在天子脚下的一家驿站里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死者为当朝御史大夫赵师韫，凶手为驿站的服务生徐元庆。堂堂朝中大员被杀，一时成为爆炸性新闻。徐元庆为何要谋杀赵师韫呢？原来他是为父复仇。《新唐书·孝友·张琇传》对此事作了记载。

　　赵师韫曾在同州下邽（今陕西渭南）担任专管地方治安工作的县尉。徐元庆的父亲徐爽因为犯罪被赵师韫正法。史上没有记载徐爽因何罪被杀和赵师韫是否执法过度，但从此案的走向和争论的焦点推测，徐爽有可能罪不至死，有冤情。徐元庆也曾申诉上访，而有关执法部门不作为，致使徐元庆走向极端。

　　此案并没有影响赵师韫的升迁，不久，赵师韫升任京官，任御史大夫。徐元庆看到杀父仇人不仅没受到惩罚，而且还官场得意、春风满面，他心里极不平衡，暗下决心：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于是徐元庆隐姓埋名，到离京城较近的一家驿站做起了服务生。因为他心里清楚，只有在官办的招待所里才有接近赵师韫的机会。徐元庆在驿站里默默无闻地干着服务生的工作，打扫卫生、拆洗被褥、端菜送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赵师韫因公事出差住进了这家驿站。赵师韫在随从和地方官员的陪同下，来到驿站歇息。朝中大员光临，驿站的负责人和服务人员忙得不可开交，殷勤备至，小心伺候。晚上，酒足饭饱之后，赵师韫走进已经为他准备好的一个套间内休息。

　　当徐元庆听说是仇人赵师韫下榻驿站，心里异常兴奋和激动，他在心里告诫自己：一定要沉住气，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千万不能失手，要确保成功。于是他主动申请承担起伺候赵师韫的全部工作，以便寻找机会下手。

　　赵师韫哪里想到竟有一个仇家在盯着自己，危险正一步一步地向自己走来。赵师韫肚子里的酒精逐渐发作，他感到口渴舌燥，胃里一阵翻腾，他大声向外喊道：“来人啊！”徐元庆应声而到，怯生生地问道：“大人，您需要什么？”“茶水、水果。”“我这就去给您准备。”徐元庆说完，转身离开房间，将房门虚掩着。

　　徐元庆准备好茶水、水果，用托盘端着，同时，他将一把利刃也藏在托盘的下面。徐元庆走进室内，将房门在里面插上，把托盘放在桌子上，恭恭敬敬地向赵师韫说道：“大人，茶水、水果来了，请您享用。”赵师韫漫不经心地来到桌旁，拿起已经洗好的水果吃了起来。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说时迟那时快，徐元庆迅速抽出利刃，猛地向正在低头吃水果的赵师韫刺去。赵师韫大惊，指着徐元庆说道：“你要干什么？”徐元庆低声而又有力地说：“我要为父亲报仇，送你上西天！”话音未落，利刃已扎进赵师韫的心脏，一刀毙命，赵师韫重重地摔在地上，鲜血直流。

　　报了杀父之仇，徐元庆心情舒畅极了，他异常镇静，从容不迫，并没有逃逸，而是自缚其身，主动到官府投案自首。

　　陈子昂主张先“诛”后“旌”

　　朝廷命官被杀，不仅惊动了朝廷，在民间也是不胫而走，议论纷纷。如何治徐元庆之罪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应该判凶犯徐元庆死刑；也有人说徐元庆杀人是为了报杀父之仇，其动机情有可原，孝感动天，当朝是以德治国、以孝治天下，不仅要判徐元庆无罪，而且还要大张旗鼓地表彰宣传。武则天权衡利弊，表态说：“徐元庆孝心可鉴，赦其无罪，该案到此为止。”

　　武则天发话了，此事也该落下帷幕了。这时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陈子昂。

　　陈子昂何许人也？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遂宁）人，684年考中进士，因上书言事被武则天赏识，授麟台正字。曾多次上书论政事，官至右拾遗。《新唐书》和《旧唐书》给予他的一致评价是“褊躁无威仪”，他爱出风头，好表现自己。

　　陈子昂力排众议，写了一篇《复仇议》上奏武则天。他在文中指出，徐元庆谋杀之罪，案情清楚，依据国家法律，应当处死，这是国家统一的法规。执法不能两样，徐元庆应该服罪。但是，据《礼》，父仇不共戴天是国家勉励人尽孝的教化内容，徐元庆是为父亲报仇，是对父亲的一片孝心才让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如果因此而赦免了徐元庆的罪行而让他快乐地活着，就是磨灭了他的德行，损伤了他的义节，就不是所说的杀身成仁、舍身全节的节操了。

　　因此，陈子昂建议，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按照刑律处死徐元庆，然后在他的墓前立碑表彰，赞颂他的美好节操和一片孝心。陈子昂的建议看似巧妙地解决了礼与法的冲突，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最后徐元庆一案按照陈子昂的建议作了判决。

　　陈子昂作为朝中的一名小官，其建议被武则天重视，并得到同僚的赞许，未免洋洋得意。为了青史留名，他要求朝廷将《复仇议》“编之于令，永为国典”，此请求也得到了满足。

　　此案尘埃落定，应该盖棺定论了。

　　柳宗元认为解决社会

　　矛盾的最高境界是“调”

　　大约在一百年之后，又有一人关注此案，此人便是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郡（今山西运城）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793年，21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名声大振。805年1月，唐顺宗即位后，柳宗元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掌管礼仪、享祭和贡举。

　　当时，柳宗元翻阅武则天时期的文献时得知此事，忍不住想为徐元庆翻案，写了一篇《驳复仇议》。柳宗元毫不客气，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

　　柳宗元认为礼和刑是统一的，根本作用是一致的，即“以防乱也”。为父报仇是礼，杀人偿命是刑。元庆之父如果未犯下死罪，师韫诛之，是践踏人命，元庆报仇，是守礼行义，当旌；元庆之父如果罪本当诛，师韫杀之，完全合法，元庆报仇，则是蔑视国家法律，当诛。指出“诛”和“旌”是矛盾的，不能施加在同一个人、同一件事身上。柳宗元指出陈子昂的主张自相矛盾，赏罚不明，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柳宗元主张应查清案情，理出曲直，不能混淆是非，更不能含糊执法。

　　柳宗元强调要同情弱者，以民为本。他分析说，如果徐爽“不陷于公罪”，而赵师韫杀他纯粹是因为私怨，滥用公权，杀害无辜。而州官没能将他治罪，司法机关也不加以过问，那就是“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老百姓喊冤无路、告状无门。他说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民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应予以支持，揭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柳宗元认为解决社会矛盾最高境界是“调”，他引用《周礼》的经典，论述治理国家需设“调人”官职，以化解怨恨，劝阻仇杀，如果积极主动地去调解，杀人犯罪就会减少，不会出现陈子昂说的“亲亲相仇，其乱谁救”的局面。他举例徐元庆说，不忘父仇，是孝；不怕死，是义。徐元庆能恪尽孝道，为义而死，是个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这样的人怎么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呢？而陈子昂反而认为应当处以死刑，这种奏议是滥用刑法、败坏礼制的建议，不能作为法律制度。

　　柳宗元的文章论点明确，论据翔实，分析透辟，缜密严谨，语言精练而准确。《驳复仇议》堪称驳论文的上乘之作，被作为定论收入在唐朝的法律文献内，后来被收录进《古文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