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文化派别中，作为曾与“海派”“京派”相提并论的“津派”，一直处于“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境地，虽然耳熟能详、应用广泛，但相关概念与内涵并未有精准的界定与诠释。一些研究虽有所涉猎，但多数都是从某些具有天津特色的文化类型中加以总结归纳，这样难免以文化现象代替文化本质，以文化个案解读文化整体，导致对它的理解仍处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阶段。有鉴于此，特抛砖引玉，爬梳与考察“津派”的来龙去脉与生成机制，以求教于方家。
“津派”词汇的衍生演变
从词源上来讲，“派”字本为水系之意，所谓“百川派别，归海而会”，释义之一为宗教、政党或学术团体内因不同主张而形成的各种分支或门派。而能够分门立派的标准则需要满足具有代表人或作品、师承传人、风格特征、理论建树等基本条件，派系划分也多以地域、人物、宗旨以及思想等命名，其认定分为自我认定、同人认定和后人认定。其中，“津派”即为按照地域命名，且被同人或后人所认定的文化流派，根据行业领域不同又分支别类、各有千秋。
曲艺界较早被冠以“津派”类似称谓的，是在山陕梆子和河北梆子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卫派梆子”，此派于清末民初萌发，“唱作俱佳，非今日皮黄所企及”。然昙花一现，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趋于消亡。被称为“卫派”的还有形成于天津、源于冀中的木板大鼓（也称为“怯大鼓”），在进入天津后改良为“卫调大鼓”，后又发展为“京韵大鼓”。而同样是20世纪初从周边省份的“靠山调”“鸳鸯调”与“胶皮调”等演化而来的“时调”，则作为天津地方曲艺的代表曲种之一，经过长时期的发展留存至今，因其发展渊源与艺术特色，在1953年被正式确定为“天津时调”。
首次享有“津派”名号的曲艺行当是在天津发展壮大的京剧武戏，1926年出版的《京剧二百年历史》一书中，不仅提到武生中以人命名的俞派、黄派、李派，还别出心裁地提到了以地命名的“天津派”，如“高福安，天津派武生也，短打戏见长”“薛凤池，天津派武生之领袖”。可见，“津派”武生在当时已经形成初具规模的阵营。
另一种被视为天津特色的艺术形式，是同样源于清末民初的天津相声，从最初的撂地席棚到茶社书场，培养了诸多相声名家，形成了以说为主，辅以学逗唱的“津味”风格和地域色彩，有学者认为其艺术特征为——“讽刺与自嘲融合，以文哏、贯口见长，俚俗与豁达并举，着眼于塑造人物形象”。天津相声传承有序、代表作品及理论研究斐然，虽并未冠名“津派”，但已然具备“津派相声”的资质。
另外，还有活跃在津沽大地上的天津民歌、津音大鼓、津沽梵音、天津道乐、津门大乐、天津小吹以及天津法鼓、卫高跷、跑落、五虎扛箱、霸王鞭、花鼓等，都是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和乡土气息的“津味”艺术形式，也都为“津派曲艺”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与底蕴。
饮食界的“津派菜系”起始于明清之际，鼎盛于同光之朝。清代《津门百咏》就有“烹调最说天津好，邀客且登通庆楼”的赞誉。《津门古文见闻录》也有“北方食品之乡，以津门卫最”，其“烹调之法甲天下”的记载。民国后更为发达，以“天津帮”“津帮”之名与“京都帮、浙江帮、广东帮、江苏帮、湖南帮”并列。而《大公报》则直接称之为“天津派”或“天津馆”：“‘天津派’的馆子，在外埠凡是比较重要的商埠，很有不少地方有人开设天津馆。有的连字号都不标明，只名‘天津馆’。”并把“天津派”的饭馆分为六级，即饭庄、饭馆、八扒馆、包子铺、小饭铺与酒席处，并对其中的代表菜品进行详细点评。新中国成立后，“津派菜系”更是推陈出新、代有传承。1977年出版的《天津菜谱》已然囊括了14大类，1117个菜品，还涌现出以“津菜四老”为代表的众多历代名厨。
时至今日，天津已经有近百家以津菜为主的门店，拥有85个“老字号”餐饮品牌和37个市级餐饮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关于津菜研究的理论作品也成果斐然，作为“津派”的一员当属实至名归。另外，驰名中外的天津老烧锅，“茵陈玫瑰五加皮，酒性都从药性移。还是高粱滋味厚，寒宵斟酌最相宜”，“津门三绝”的狗不理包子、桂发祥麻花、耳朵眼炸糕，时下流行的煎饼果子，以及杨村糕干、冬菜、甜面酱、独流醋、芦花海盐、茉莉花茶等特产名品，都呈现和丰富了“津派饮食”的风味与特色。
近代书画界则有“京津画派”之称，该派别主要是指五四运动以后，京津地区形成的以“精研古法、博取新知”为宗旨，力求保存和发扬国粹的国画流派，与当时的海上画派、岭南画派、长安画派、金陵画派、浙江画派等并驾齐驱、各领千秋。其中天津画作被视为“津派画风”，也有学者把之上升为“津派美术（卫派美术、天津画派、津派国画）”的高度。
最有研究基础和知名度的当数文学界的“津派小说”，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把刘云若为代表的民国时期天津地区通俗小说称之为“津派”或“津门派”；汤哲声也将近代中国的通俗小说分为“海派”“津派”和“港派”；张元卿则在《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中提出了相关概念：“北派的发源地是天津，因而在北派内部又形成了一个以采用社会言情小说样式反映天津社会风情，自觉运用天津方言，其创作与出版活动大致都在天津的小说家群体……我们姑称其为‘津派’。”作为“津派小说”的传承与创新，新时期的“津味小说”作品都是以天津地域文化为背景，以津言津语书写可歌可赞可悲可泣而又幽默诙谐的本土风云故事和人物形象，突出天津市民文化与地域集体性格特征，展现不同时代天津人的精神风貌。
时至今日，“津派”的使用领域更加多元化，语调独特的天津方言、中西合璧的天津建筑、古今交融的天津家具、百年树人的天津教育家、异军突起的天津纪录片、以赶大营为代表的天津商帮等，也多冠以“津味”或“津派”之名；更有“津派非遗”的称法，将天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杨柳青木版年画、泥人张彩塑、风筝魏、面塑、花丝镶嵌等传统技艺统归于此。这种普遍化的趋势，体现了天津各行各业开始有意识地对自我文化属性特色的发掘，以及对“津派”标识的认同与弘扬。
“津派”文化的成因脉络
概念作为一种文化信息符号，是社会生活和时代发展的产物，包含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厚重的文化底蕴。“津派”的产生与建构也是如此，因此，对“津派”的解读需要深入探讨其背后的生成机制与历史脉络，多维度地考察自然环境、空间区位、人口结构及城市发展、社会生活等诸多因素的叠加作用。
从自然环境上来看，天津因河而生、向海而兴，自古为退海之地，也是黄河入海口与运河流经之地，素有“九河下梢天津卫”之说。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使得天津成为舟车汇集的水陆交通枢纽，连江达海，贸易兴盛，“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货”，坐收渔盐之利，尽享码头之便。这是“津派”孕育诞生的根脉源点。
从空间区位上看，天津的兴起与兴盛无不因为“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也决定了其“密迩神京”“畿南屏障”的政治功能。作为首都的畿辅重地和海上门户，天津在历次抵御外辱、救亡图存的斗争中都不畏牺牲、勇于斗争，大沽炮台更成为近代史上中华民族抵抗侵略、不畏强暴的历史见证。这是“津派”发育养成的内生基因。
从人口结构上看，天津自古以来“本卫土著之民凋零殆尽，其比闾而居者，率多流寓之人”“天津近东海，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风俗不甚纯一”。随着移民来源区域的不断扩大，构成文化主体的各种变量也在拓展，无论是东方传统文化，还是西方近代文明，都因时因地在天津碰撞交融，呈现出和谐并包、兼容并蓄的文化格局。这是“津派”吐故纳新的外在动力。
从城市发展上看，天津每个历史阶段都有杰出的时代成就。近代以来，更是在工商产业、科学技术、人文教育等各个领域引领风气之先，成为我国近代北方工业摇篮和肇兴之地，创造了近代中国“百个第一”。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工业基地，并逐渐汇聚了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石油化工、汽车工业、智能科技、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多种优势产业，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的天津按照“一基地三区”的城市功能定位，在国内率先高举智能科技产业发展大旗，延续着一脉相承的开拓创新。这是“津派”传承代续的生命密码。
从社会生活上看，天津人热情而不张扬、擅长表达而不夸张、为人风趣而不哗众、隆情高义而又好理好面。宽松的人文环境造就了雅俗共赏的休闲艺术形式，享有“曲艺之乡”“美食之都”的美誉。这是“津派”涵养繁荣的有机土壤。
综上可见，在“津派”生成发展的进程中，自然地理给予根脉基石，衍生出海纳百川、汇通天下的河海文化；区位空间赋予政治特质，衍生出保家卫国、忠诚担当的畿辅文化；人口结构提供变革养分，衍生出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的移民文化；城市发展培育精神内核，衍生出勇立潮头、务实争先的创新文化；社会生活营造人文生态，衍生出豁达乐观、雅俗兼备的市民文化。“津派”正是多种文化共同涵养的有机综合体，是一种源于天津本土文化，融于外来多元文化而形成的一种自带“津味”、饱含津韵且贯穿古今未来，辐射南北中外的文化类型和文化风格，内容涵盖生态环境、生产生活、城乡发展、文化艺术、人文教育、城市精神、民俗风情、宗教信仰以及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它是天津地区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产物，也作用于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并延伸扩展至天津行政区划之外，形成独有的“津派文化圈”。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文化既是地方软实力，也是发展硬道理。作为天津文化的集大成者，“津派”研究势在必行，“津派”文化大有可为，进一步整合文化资源、创新“津派”品牌、建构津学体系，变文化优势为经济优势，打造新时代的人文经济，必将为天津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之源与精神之魂。
（本文系天津社科院重点委托课题“天津文化特质研究”阶段性成果，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基地研究员、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