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是北宋与王安石一起锐意改革的政治家，但在《宋史》中，他却同蔡京等人一起被列入《奸臣传》，这除了修史者的政治立场之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他曾对国民男神苏轼极尽打压，使苏轼后半生九死一生。然而，公正地说，将章惇称为奸臣，还是比较冤枉的，章苏二人的反目，苏轼有大半的责任。

　　苏轼和章惇曾经是好朋友。他们是嘉祐二年同榜进士，后来苏轼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惇任商洛令，都为陕西路所辖。因为地域邻近，使得他们或公务或私下有颇多见面的机会，又是“同年”，二人“相得欢甚”，经常结伴游玩。

　　《高斋漫录》里记载说，一次他们曾同游仙游潭，这里地势十分险要，“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之间架有一座独木桥。章惇让苏轼在对岸的绝壁题字留念，苏轼战战兢兢不敢前往。章惇则步履轻盈地跨过独木桥，用藤蔓卷成的绳索，一头系在树上，一头缠住腰，“蹑之上下，神色不动”，然后用毛笔蘸着墨在石壁上写了几个大字：“章惇、苏轼来游。”章惇回来后，苏轼拍着他的后背说：“你将来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呢？”苏轼说：“一个连自己性命都不顾惜的人，一定能杀人。”章惇听了哈哈大笑。

　　从这些记载看，章惇胆子大，是个狠人。但这并不影响苏轼和他的友谊，相反，苏轼对章惇评价极高，他在写给章惇的信中曾说：“子厚（章惇字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章惇与苏轼虽然在政治观点上存在差异，一个热衷改革，一个偏于保守，但他们对双方的友谊还是十分珍视的。章惇曾被贬湖州，失意后的他作诗给苏轼：“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而苏轼则回复道：“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这是纯纯的知己了，有回忆，有期许，期望年老了在一起，泛舟江湖，把酒赋诗。

　　对章淳真正的考验是“乌台诗案”，苏轼被囚禁狱中，生死未卜。宋神宗本无意严惩苏轼，然而时任宰相的王珪却欲除之而后快，进言说苏轼有“不臣之意”，并以苏轼在《王复秀才所居双桧》里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为例，添油加醋地说：“陛下您是飞龙在天，苏轼却认为陛下不能理解自己，要去寻求地下的蛰龙作为知己，这难道不是有不臣服之心吗？”

　　好在神宗是个有文化的人，回答说：“这不过是诗人作词的手法，苏轼自己咏叹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王珪一时语塞。章淳时任翰林学士，在旁听到王珪的话很是愤怒，当面怒斥他“人之害物，无所忌惮，有如是也”，意思是说一个人无所顾忌地作恶害物，就像你这样子吧！在他的直言劝解下，神宗最终减轻了苏轼的罪行，仅将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退朝后章惇还不解气，又追着王珪质问：“你是不是想使苏轼家破人亡？”王珪推脱说：“这是御史舒亶说的。”章惇反唇相讥：“舒亶的口水难道你也吃吗？”堂堂宰相被章惇问得无言以对，狼狈不堪。

　　苏轼被贬黄州后，原来的许多朋友都害怕受到牵连，不敢再同他交往，而章淳则一如既往地寄来书信和礼物，加以安慰。苏轼很受感动，他在给章惇的信中写道：“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意思是说只有你章淳在我落难时施以援手，送药给我调理身体，即使在困苦的处境中，也一直想办法体恤、救助我，这跟世俗的人完全不一样。此时，章惇对苏轼的友情，可以说是患难之交了。

　　然而，他们的友谊在随后就发生了转折。神宗驾崩后，哲宗年幼，高太后垂帘听政，重新起用司马光等旧党人物，苏轼重回权力中枢，被委以重任。旧党人士上台后，对新党展开了清算，作为骨干的章惇成为主要的目标。而出乎章惇意外的是，好朋友苏轼的弟弟苏辙也加入了攻击他的行列，苏辙的《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被贬知汝州。更令章惇不解的是，苏辙攻击他时苏轼不仅不劝解，在他被贬之后，苏轼又上疏《缴进沈起词头状》中，指控章惇附和王安石谋求边功、草菅人命。苏轼的落井下石、忘恩负义让章惇彻底寒了心。

　　八年后，哲宗亲政，章惇重掌权柄，开始了对苏轼的猛烈报复。先是将他贬放定州（今河北定州），后又改知偏远的英州（今广东英德）。当苏轼一路舟车劳顿，饱受颠簸，尚未到达英州之时，新的贬黜诏令又来了，贬谪他到更为蛮荒偏远的惠州（今广东惠州）安置。当苏轼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时，一纸诏书，又将他贬至被称为瘴疠蛮荒之地的儋州（今海南儋州）。苏轼被贬路途之艰辛，清代学者王文浩感叹：“公方稍安，而后命已至……每为三叹。”

　　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元符三年，宋徽宗即位，章惇贬谪潭州（今湖南长沙），而苏轼则奉旨北归。章惇的儿子害怕遭到苏轼的报复，写信给苏轼试探口风，苏轼会心一笑，写下了著名的《与章子厚书》：“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还有什么不可忘怀的呢？还是展望未来，过好以后吧！不久，苏轼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五年之后章惇也在贬所湖州去世，二人的恩怨纠葛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人之一生，有时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恶。《礼记》上说：“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喜欢一个人应该知道他也有短处，憎恨一个人也要知道他的善处。或许，这才是我们评价苏轼和章惇该有的态度，也是生活里处世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