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先后在福建、江苏任地方官。他办事干练，诛奸抑暴，无论贫富秉公断狱，被誉称“闽吏第一”。嘉庆二十四年春，姚莹调任台湾知县，在台政绩卓著，受到当地官员和百姓的衷心爱戴，“所至士民好之”。特别是他率领台湾军民浴血抗击英国侵略军，为保卫台湾捍卫民族尊严立下不朽功勋。姚莹诗书满腹、熟知军事，是个名副其实的儒将，《冷庐杂识》这样评价他：“负经济之学，尤长于论兵。”

　　妙手稳地方

　　1816年春，姚莹接任福建漳州平和县知县。当时，这里的自然条件极为恶劣，除了深沟险壑，就是湍急的溪川，几乎没有平坦之地，百姓各自依山而居，自然形成以家族为单位的小社会。“平和地界闽广，从古为盗贼之薮，自王文成平寇乱而始建邑。其地溪岭深阻，椮篁丛密，无三里五里之平远，岩壑蔽亏，彼此悬隔。民皆依山阻水，家自为堡，人自为兵，聚族分疆，世相仇夺，故强凌弱，众暴寡，风气之顽犷。”这个长期相对封闭的小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又十分尖锐。

　　姚莹到任后，决定以信、廉、威、恩四字打开局面。要立信，必须先从清理积案入手，天还没亮，他便开始升堂办公，夜深人静，仍在条分缕析，每案必公、必无异议方结，令上下刮目，百姓信服。他坚持深入百姓之中切己体察，每到一地，必召集开会，讲遵纪守法的好处、践踏法律的危害，到会者必有奖赏，“朔望之期，择地适中高台宣讲圣谕，招集缙绅民庶环拱敬听，至者数千人，人皆予赏，莫不鼓舞欢欣，以为闻所未闻”。而一旦得到违法乱纪欺压良善者的真凭实据，迅即严惩，铁面无情。“他如观风、课士、宾兴、乡饮之礼，以次举行，欲令僻陋顽民渐知礼教”，姚莹大力倡办文化和教育，移风易俗，鼓励生产，发展经济，平和的风气明显改观，百姓们从心里敬服这位清正廉明的姚知县。

　　由于治绩突出，姚莹被调往漳州府的首县龙溪任知县。依例，首县要与上级府治同城办公，再加上漳州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他将与总兵、道台、知府衙门比邻而居。

　　龙溪的治理比平和县难度更大，“其民习于强悍，恃众藐法，久为通省最。东万松关，南九龙岭，劫掠不已，行者戒途；北溪一路七十余里，截河私征者十数处；城内文武、兵役通夜巡访，如临大敌；至于各乡，大小一千有八社，积怨深仇，蔓延滋斗，视杀人如草芥，以虏劫为故常，一日之中，或十余命，一岁之内，伏尸盈千”。这里的百姓习于械斗，民风强悍，结社甚多，结怨甚深，战场随处可见，命案习以为常，官府人多则一哄而散，官府人少则群起而攻。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姚莹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智慧。首先，他亲自率领县衙捕快，深夜突入势力最大、影响最坏，也是最为险恶的“社”，一举将首恶分子拿下，迅速审明其所犯的一桩桩重罪，于城门处向百姓公布其罪状，并押着他们到曾经做下坏事的各地教育群众，然后召开万人大会，并就地正法。境内劣迹斑斑的不法之徒，闻风丧胆，敛行匿迹，治安效果大为好转；其次，他发布公告，对于有悔过表现的从恶者给予自新机会，劝谕他们立即改邪归正，对于胆敢继续顶风作案者严惩不贷。如果谁有冤情欢迎到县衙申诉，一定给予公平裁决；然后，他又亲自接见乡间富有威望和号召力的族长和乡绅，晓之以理，约之以法，劝他们约束子侄，侵夺他人土地和产业的，各自归还；烧了别人房子的，负责给人修葺好，并适当赔偿；对孤儿寡母，发动族人给予养恤；对负有命案者，官府不再抓捕，而是由其家长自己捆送到县衙，量刑时可视为自首适度从宽。

　　姚莹的胆识、魄力和干练，使乱作一团的龙溪迅速稳定下来，儿童开始读书，各家筹谋桑农，日子日渐红火，百姓自此安居乐业。漳州知府大为赏识，不时向姚莹征求施政方面的意见，闽浙总督也是钦佩不已，高度评价姚莹的政绩，推他为“闽吏第一”，凡有赴漳州任官者，都指示他们向姚莹学习。两年后，朝廷决定调姚莹任台湾县知县，漳州士民纷纷上书要求留下姚知县。为尊重民意，这个任命略作调整，姚莹再在龙溪呆几个月，转年春再赴台湾，因为那里更需要他这样的官员。

　　浴血守台湾

　　这是姚莹对一支精兵队伍的形象描述：“训练士兵，当以耐受劳苦为首务。手执锐戈利矛，身披重铠坚甲，即使滴水成冰的数九寒冬，抑或遍地流火的盛夏酷暑，在大敌当前，也将一如往常，钢铁劲旅，滚滚向前。如果平时不从难从严，苦练实练，在艰苦险恶条件下，怎么能够如履平地、奋勇前进呢？所以要想练出过硬的杀敌本领，就要让他们善于在负重情况下奔跑，白天能在荆棘丛中行走如飞，夜晚能在冰雪满地的野外酣睡，寒时可赤身露体，热时可棉袄棉裤，兵能练到这样，就可以放心地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了。其次是勇敢。战场是异常残酷和血腥的地方，胜败往往就在一眨眼间，勇气和胆力不足是致命伤，而这都是平时的功夫罢了。百战百胜、所向无敌的铁军，无一例外都是胆大包天的特殊人群，敌人在他们眼里就和没有一样。如何训练胆量和勇气呢？古代名将有现成的经验，或者让其在眼看就要崩塌的绝壁下睡觉，或者把他们放在猛虎和豺狼的巢穴，使他们在生死存亡之际仍能心不慌、意不乱，这样，勇猛的虎狼之兵就算练成了。”

　　姚莹的真才实学和真知灼见，让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十分欣赏，皆认为“可大用”，尤以林则徐的举荐为恳切，他说姚莹“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在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由于重臣力荐，姚莹被派往台湾担任知县兼海防同知，道光十七年（1837），被提拔为台湾兵备道，加按察使衔，成为台湾最高行政官员。

　　姚莹一踏上台湾土地，即深入民间，详细考究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他所写的《东槎纪略》五卷，至今仍对研究台湾史地，特别是台湾少数民族生活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姚莹生活俭朴，一身廉正，知之者无不赞佩。他非常注重当地人民的文化教育，“立学校、敦士习”“拿出家藏书目，供在院肄业诸生学习”。他关心民众疾苦，视百姓如亲人，解职离台时，军民夹道跪拜20余里。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鸦片战争期间，姚莹率领台湾军民浴血奋战，捍卫国土和民族尊严的英雄壮举。

　　1840年7月，英国一艘双桅船入侵台湾鹿耳门外海面，被姚莹派兵击退；1841年7月，英军三艘三桅船再次来犯，又被打得落荒而逃；1841年9月，英舰纽布达号驶入基隆港，重炮轰击二沙湾炮台及兵房，中国守军狠狠还击，英国兵舰受重创，于逃窜中触礁沉没；1841年10月，英军又一次卷土重来，并在炮火掩护下强行登陆基隆，在姚莹指挥反击下，登陆英军被全歼；1842年3月，英舰载重兵疯狂攻击台湾大安港，来势汹汹，气焰嚣张，姚莹将英军舰引入“暗礁林立”的土地公港，使其“搁浅中流”，然后发动强大攻势，从而大破英军。

　　这五次胜仗，共击毙英军130多名，俘虏200余名，还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姚莹五战五捷、不失寸土的辉煌战绩，不仅沉重打击了英国侵略者在所谓“东亚病夫”面前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令国际社会震惊不已，也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台湾人民反抗侵略、敢于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在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抵御外侮的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泰然对危机

　　鸦片战争致中国丧师失地，成百年之痛，然而兵备道姚莹会同总兵达洪阿领导台湾军民的抗英斗争却取得五战五捷的重大胜利，从而成为这场屈辱战争的一个亮点。

　　捷报飞来，道光帝喜不自胜，欣然朱批：“览奏，嘉悦之至。”“可称一快，甚属可嘉！”“可嘉之至！”“稍纾积忿！”“可称大快人心！”“尤甚称快！”“朕嘉悦之怀，笔难罄述！”举国上下一致盛赞姚莹为国之栋梁。

　　台湾的一枝独秀，让以琦善为首的投降派恨之入骨，竟以英国人的数字为依据污蔑姚莹等“冒功”，犯下“欺君罔上”重罪，再加上英方代表璞鼎查不断施压，姚莹被撤销职务，摘去顶戴，押回京师，入狱为囚。台湾士民兵丁震惊不已，“精兵千人攘臂呶呼，其势汹汹，达镇军惧激变，亲自循巡，婉曲开譬，众兵乃痛哭投戈而罢。士民复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呈申诉者，凡数十起”。由于朝内正直大臣和台湾各界的拼死抗争，姚莹才改为发配，“姚莹著以同知知州，发四川补用”。

　　此时，任四川总督的是投降派一党觉罗宝兴，这是他与姚莹首次见面时的对话：“‘闻台湾产金，信乎？’公对曰：‘某通籍二十年，未尝此味。’”本来就有敌意，索金又不成，觉罗宝兴遂心生忌恨，“由是有西藏之役”。因此，姚莹甫至即被派往西藏调解部落争端。

　　那时的西藏与四川，交通极为不便，自然条件更是恶劣无比，“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冰山雪窖中，崎岖备至”。之前所派诸人，皆无功而返，姚莹此去，愈加艰难。前路漫漫，危机四伏，戴罪之身，凶多吉少。姚莹认为，这是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需要朝廷显示足够的权威，“此非振之以威不可”，建议委派威望素著的大员前往，自己为副，至于个人祸福，则不在姚莹考虑之内，“莹失职下僚，孑身往，徒损国威”。而觉罗宝兴根本不听，斥为小题大做。

　　姚莹经历过无数的艰难险阻，他从未怕过难、畏过险，西行的路上他“处之如恬，途中诵读吟咏不辍”。鸦片战争的硝烟虽已渐渐远去，但其惨痛教训一直萦绕在姚莹的心中，他认为正是由于国人普遍对世界茫然无知，才导致“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皎然者矣”的屈辱结局。

　　基于这个认识，姚莹一路上对所经地区的山川、地形和风土人情，特别是涉及西方世界的消息、传闻、资料、书籍、实物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考究和梳理，最后写成了16卷的《康輶纪行》一书，该书对英法历史，英俄、英印关系，印度、尼泊尔、锡金入藏交通要道都有所阐述，尤其注重考察西藏地区情况，特别提醒人们要警惕和防范英国侵略者染指西藏的图谋。该书的主要内容，正如姚莹在自序中所言：“大约所记六端：一乍雅使事始末，二刺麻及诸异教源流，三外夷山川形势风土，四入藏诸路道里远近，五泛论古今学术事实，六沿途感触杂撰诗文。”

　　姚莹在书中提出，要抵抗西方侵略，必须学习他们的自然科学技术，并要知己知彼，真正搞清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莹为此书，盖惜前人之误，欲吾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耳”。这部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瀛环志略》一起，对启蒙中国早期的近代思想，可谓其功非小。

　　委屈面前，姚莹没有怨天尤人，因为他的初心就是报国安民。危机面前，姚莹没有倒下，更没有一蹶不振，而是负重前行、坚忍不拔。正是因为姚莹的泰然自若、从容不迫，使他终于由“危”转“机”，否极泰来。咸丰帝即位后，姚莹因“在台湾尽忠尽力”之功，被重新起用，以广西、湖南按察使殁于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