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手机片刻不离时，什么年、月、时辰、分秒都“四合一”了，日历、月历、年历统统变成液晶显示的阿拉伯数字，日夜的界限模糊了，四季的节气淡化了，年与年的跨界似乎就是几个数字的来来回回了。不是吗？

　　人皆有积习，岁月形成习惯，习惯成自然，自然转化为程式，譬如在每年元旦这一天，我依然是换本新日历，翻开第一页，感觉活生生的一年、厚厚的一沓呼唤人走进去，不觉精神抖擞起来。

　　生活不是仪式，但有它的郑重，也有它应得到的尊重。你尊重了时间，生活报答你的是收获；你郑重直面生活，时间给予人的是有板有眼、方方正正。而日历中似乎还藏着一种提醒——

　　别忘了和时间玩耍。

　　过去，人们的生活没我们惬意舒服，鲁迅先生的弟弟周作人在北京的生活，民国时期应该是中人以上的优渥，他的斋号叫苦茶庵，想想北风呼号的冬日，夜灯如豆，呵砚成冰，就了然其苦了。

　　日历是嘛？日历是时间的表格，是岁月的刻度，没有重量质量体积面积，每一种生物却都无时无刻不把生老病死放在这个刻度上，被推着领着牵着喜怒哀乐着。

　　时间是虚拟状态，但它确实每时每刻又是物质状态。原来总以为年节的红火热闹就藏在月份牌里，每每过了腊八喜欢翻篇数页，看看离除夕放炮还有多少天，计算着手里的小鞭小炮还有多少，一天放多少才能坚持到初一和十五。

　　那时候，过年和寒假捆在了一起。一个规律很小时候就发现了，月份牌换成新的了，过年就不远就快了。那里边各个角落里的“玩耍”，被搜罗殆尽，写作业学习考试都是“玩耍”的陪衬，什么都可以忘掉，唯有这个“玩”字睡着了也挤到梦里来。

　　再以后渐渐知道了，人生真不是玩的，但人生必须还原到“玩耍”这个点位上，否则“真不是玩儿的”。信吗？

　　想起一段历史。被称之为书圣的王羲之，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顾全大局、明察高远，史家称之“逸少（王羲之）早识，善察百年”，他急流勇退，晋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他在父母墓前发誓，从此不“贪冒苟进”，以避死亡无日之凶。从此他和时间玩耍，“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王羲之自己这样说：“我卒当以乐死。”在说掉脑袋就掉脑袋的东晋，他不仅没有灾祸，还活得美滋滋乐呵呵，死后快两千年了还戴着书圣的桂冠呢。

　　正因为有了这样远离官场的念头，他告诫子孙退让，七个儿子五个都是名人。他写的兰亭序立意高远，成为千古文章与书法之高标，无人超越。这皆源于他和岁月讲和、与时间“玩耍”。

　　年，是漫长岁月的一个短短的刻度，是人期待恭谨送旧迎新的节点，所以文人特别喜欢在新年，面对新灿灿的又一年时，做一点笔墨上的事，作为岁首的留痕。藏书家黄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春节到了又过去了，偶然想起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的旧习惯，要‘元旦书红’。就是说在一年开始的时候，首先落笔的应该是用朱墨写下的无论什么东西。说这会给人们带来好运气，‘万事亨通’。想想这是很有点可笑的，不过也好玩。”

　　好玩也不好玩，《翁氏家事略记》中曾说到清代的大书法家翁方纲，先生最工蝇头细书。尝用文待诏故事，四旬后元旦用瓜仁一粒，书古人“金殿当头紫阁重”句。六旬后又以胡麻十粒粘于红纸帖，每粒作“天下太平”四字。至戊寅岁元旦，书至第七粒，目倦不能成书，先生叹曰：“吾其衰矣。”果以是年正月二十七日丑时归道山。

　　这一点陶渊明看得通透，他在岁暮写道：“明旦非今日，岁暮余何言！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岁暮的今天过去，明天就是新岁，但是衰颜白发还能说什么？

　　有首唐诗把没有日历的生活摹写得十分到位：“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在这山深林老的松下高卧，没有日历，寒冷过去了不知哪天是过年。一旦没有了时间的刻度，似乎也没有了纪年的逼迫感，轻松惬意呀。

　　故而，当我们把一页一页的日历撕掉，过去的一天一天像烟云消散，什么心情？东坡大学士写诗告诉我们：“老去怕看新历日，退归拟学旧桃符。”人老了，不喜欢甚至有些抗拒新的岁年，不是不喜欢，是不情愿地被胁迫，不得不依从地跟随。

　　日历、月历、年历，月份牌、台历、挂历，林林总总，谱写出来记载岁月时日刻度的曲谱，我们都认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流逝的是似水般流动的时间，其实是我们视觉心理的错觉。明明是云在月下飞跑，而感觉却是月走云不动，所以外国有哲言说——

　　“你说时间是流逝的吗？不，时间停伫，我们才是流逝的。”

　　我们都是时间的被流逝者，当弃掉旧日历、换上新日历之时，我们把青春美颜充沛饱满流逝在时间里。是在这个长河中搏风击浪还是随波逐流，抑或是在闲庭信步？颇像时间，能设定却未必能锁定。

　　和时间“玩耍”吧，虽然生活不是玩儿的，但一定留出来玩儿的空间。换一本新日历吧，在一整年厚匝匝的日历中，把“玩耍”锁定几页儿，再绑定几篇儿，年年绑定，三生有幸。

　　不信吗？不信就试试。　　　　题图摄影：雪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