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初秋时节赶到长白山，公干是探访中华秋沙鸭，私心却是躲避烦热，早乘秋凉。为什么一定是长白山？因为自第三纪冰川期开始，中华秋沙鸭便是华夏大地的独特物种，如今数量比扬子鳄还稀少，而它们的繁育地恰好就在长白山几处临水的“针阔混交林”。

　　初秋观赏中华秋沙鸭，据说能看到雌鸭带着七八只雏鸭戏水、觅食，而更重要的则是能够看到雄鸭，因为雄鸭相貌高古，头颈纯黑，额头上长出“怒发冲冠”般的冠羽，喙掌蜡红，两肋呈现鱼鳞状白质黑章的斑纹。雌鸭的头颈棕红色，冠羽也是棕红色，其余特征与雄鸭相仿，但不似雄鸭那么威风。顺便说一句，我国有5种秋沙鸭，其他4种不稀奇，只有中华秋沙鸭最珍贵，相貌也最奇特，因为这种奇特的相貌，自古至今，每年它们自长白山向东南沿海和西南山泽迁徙的途中，会被沿途各地的人们取些别名，例如“花鸭”等等。

　　需要说明一下，笔者不是鸟类学者，连业余也不是。笔者对中华秋沙鸭发生兴趣，源自于对“鸭与唐诗”的兴趣，发现家鸭、野鸭、凫和鹜等雁形目鸭科的鸟类，在唐诗中乃是极富趣味的形象和修辞工具，于是，“中华秋沙鸭与唐诗”便成为了这篇小文的主要内容。

　　在长白山很容易看到古人称作凫或鹜的野鸭，它们的数量和种类很多，与中华秋沙鸭一样，都是每年4月飞来这里繁育后代，深秋10月雏鸟长大后再向南方迁徙。它们这种在准确时间、沿准确路线迁徙的生物行为，被华夏文明赋予了多重文化意味，最宜入诗。

　　笔者终于看到了中华秋沙鸭。在二道白河的中央沙渚上，有片不大的针阔混交林，笔者将手机摄影镜头放大至极限，能够看到一小队中华秋沙鸭从林中走出来，跳入河里。虽然这仅仅是模糊的影像，无法近观，但笔者感觉很满足，不枉长途跋涉而来。何必要近观呢！笔者此来所为者唐诗，或者说是唐诗与中华秋沙鸭的联系，能够远远瞥上一眼这种上古遗珍，便与唐代诗人瞥见中华秋沙鸭的那一瞬相仿了，于是，唐诗的诗意由此在古今之间建立起联系，用最时髦的高科技话语来说，这是笔者、唐代诗人、中华秋沙鸭三者之间发生了“量子纠缠”。那么，笔者想与谁量子纠缠？当然要选诗圣杜子美先生啦！

　　“花鸭无泥滓，中庭每缓行。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这是杜甫《江头五咏其四·花鸭》的前四句。《江头五咏》创作于成都浣花里草堂，邻近的浣花溪应该是古代中华秋沙鸭迁徙路线上的栖息地。杜甫在诗中分别写了丁香、栀子、溪鸟勅鸟、花鸭和丽春，五种喻体表达的却是同一主题，即他在成都尹、剑南节度使严武幕府中的境遇和生命感发。

　　这四句诗表面讲的是，中华秋沙鸭洁净自高，此刻居然接近人类居所，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小心谨慎，但它们头上的冠羽高耸，身上白质黑章的花纹醒目，如是与众不同，不惹人注意很难。实际上，此处的中华秋沙鸭乃诗人自况，讲杜子美先生爱惜自己的道德情操和品格声誉，小心保护，避免世情污染，只是，他非常担心自己的这些特性已然惊动同僚，引发妒忌。

　　每次学习杜甫的诗歌，笔者总会不由自主陷入世俗化的揣测与不信任，会暗暗自问：“杜子美先生的品格与行为当真如他诗歌中表现的那样吗？”尽管最后的结论相同，杜甫现有的全部材料能够证明，他真乃古今少有的诗歌、道德、品格与行为高度一致的诗人，但因为这种人太稀少了，所以每次再“见到”杜甫时，笔者总还是习惯性地再怀疑一次，然后再说服自己一次。笔者非常感激这种怀疑与说服，它等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自己相信人性的正面价值，相信有人能够将个人的本质做到最真诚的外化。《江头五咏》不是杜甫最好的诗，却是他对自身情感最真诚的表述与表达。

　　这五首诗应该创作于762年初春，杜甫五十一岁，成都浣花草堂已经建成一年半，他的日子过得极其困苦，贫病交加，但比起他前六年遭逢安史之乱，趋避投奔，几近被杀或饿死，总算是安定了下来。前一年冬天，他的老朋友，著名的边塞诗人、蜀州刺史高适来草堂做客，短暂的知交重逢，令二人皆感到极大的宽慰。高适回任后很快寄诗来曰：“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人日寄杜二拾遗》）三年后高适殁了，杜甫作《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算是与前诗应和，“今晨散帙眼忽开，迸泪幽吟事如昨……叹我凄凄求友篇，感时郁郁匡君略”。从诗句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杜甫的心情有多么激动，他是多么痛惜失去这位朋友啊。

　　其实，在杜甫不得意的一生中，他内心之中真正的痛苦是那种巨大的，事关家国命运的痛苦，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不可得的痛苦，也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却无能为力的痛苦。有关个人的命运蹭蹬，他只有感慨世情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或是将个人命运作为“喻体”，进行“赋比兴”的“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他极少写到自己的官场处境，大约只有这组《江头五咏》，才是他面对不健康的工作环境时所做的比喻与感发。

　　杜甫在浣花里的草堂建成之后，从老友高适来访，到另一位老友严武离蜀赴京，这大半年的时间里，或许是杜甫较为安定的人生时段。需要说明的是，严武推荐杜甫“检校工部员外郎”是两年后他二次督蜀的事，此时杜甫最多算是严武的众多幕僚之一，没有固定收入。这一时期，安史之乱尚未完全结束，跟随唐明皇入蜀且居留于此的官员如过江之鲫，避乱入蜀的士族文人则成群结队，他们全都要烦人托窍找严武这类地方大员谋取饭碗，难免会将广有诗名的杜甫视为竞争对手。从另一方面讲，严武与杜甫乃朋友之交，官场地位有云泥之别，他招杜甫入幕也仅仅是惜老怜贫，我们后代读者万万不能以己之意揣度古人，责备严武不够朋友，或是责备杜甫不知餍足。

　　杜甫在《江头五咏》中，对工作环境的嫌弃和厌烦，是针对幕府中同僚的。“不觉群心妒，休牵众眼惊。稻粱知汝在，作意莫先鸣。”这是《花鸭》诗的后四句，诗人将自己的兴发感动表达得很是直白，同僚的妒意，诗人是控制不了的，他只能在主人投喂“稻粱”的时候，退避开些而已。

　　杜甫在《江头五咏》中的处境与现代社会中的职场非常相似，诗歌主旨也很相近。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生活环境中，君子都不容易，因为君子有所“固守”，知道自问自责，于是他们在人群中生活就很困难，人数自然不会太多。但是，那又怎么样呢？中华秋沙鸭特立独行，固守了一千多万年，没有被驯化成“北京填鸭”，如今仍然存在，而且被人珍视。所以说，不肯流俗，守护君子之道，也是人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可以选择的一条人生道路，尽管这条道路很艰难，但它能让行路之人内心安适，无愧无疚。今日探访中华秋沙鸭，居然联想到杜甫，也算是有感而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