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徐则臣：我们为什么爱读汪曾祺？”名家读经典文学活动在北京老舍剧场举行。这是“第八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活动之一，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作家协会联合主办，同时进行了线上直播分享。汪曾祺的作品受中国士大夫精神和老庄哲学的影响极大，他的《受戒》是当代文学经典作品。运河滔滔，文脉悠悠。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和汪曾祺一样，小时候都生活在大运河边上，他们作品中的人物身上都有着水乡韵味。徐则臣系统地研究了汪曾祺其人其作，现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

　　汪曾祺的小说代表作

　　都是在他60岁前后写的

　　我是汪曾祺先生作品的爱好者，是他的“粉丝”。汪先生是非常复杂的作家，虽然他的作品相对比较明丽、比较晓畅、比较平易，给人感觉很容易把握，但我们错了。他的作品、他的写作背后的资源都非常复杂。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写过一个短篇小说，自己不是很满意，稿子也没了。到他五十七八岁时，又把这个小说重写了一遍，就是《异秉》。然后他又写了《四十三年前的梦》，写自己十七八岁时在寺院里的一段经历。之后写《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作家其实就是这样，到了一个合适的阶段，同类作品全都出来了。汪曾祺的小说代表作都是在他60岁前后写的。

　　《受戒》一万多字，读起来特别轻松，会沉浸下去，有一种美好的、诗意的、放松的感觉，不知不觉就读完了。故事发生地是一座特别小的寺庙，只有几间屋，三四个和尚。当年他们有土地可以租出去，小英子的父母来租种寺庙的土地。男孩明海家里兄弟多，生存压力大，当和尚吃别人的、喝别人的，所以家里人把他送到寺庙。《受戒》讲了小英子和明海的故事。汪曾祺说，生活就是这样。

　　之所以会写这个小说，是因为那段时间老师沈从文要出版文集，作为学生，汪曾祺把老师的作品重新读了一遍，再次感受到《边城》《长河》等小说里面三三、夭夭、翠翠这些年轻女孩的形象特别美好，所以也想写出这样的人物。小英子确有其人。很多年前汪曾祺在寺庙里居住，见过这样一个女孩。重读沈从文的作品，唤醒了他的记忆。

　　汪曾祺说过，还是要写，而且要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我觉得这三个词正是我们认识汪曾祺的关键词。所以《受戒》中小英子和明海才会是那种天真烂漫的状态。他的作品最大的价值就是还原生活本身、体贴生活本身、认同生活本身。他说：“我如实地写出了我对生活的感觉。”他认为，小说就是跟一个能谈得来的朋友谈一点儿你所知道的生活，就是两个人聊天，很随性。这是他对小说的认知，没有把它刻意拔高，没有把它变得传奇化，也不会把自己的小说变成生活的对立面、对手或者敌人。

　　现在很多影视作品或舞台剧的台词，就算认真地去理解，也不一定看得明白，但汪曾祺写的对话非常简单，看一遍就能记住。我觉得这就是作品跟生活之间的关系──无论情节还是细节，都源于生活。在他的笔下，人的生活、人情世故是美丽的、诗意的、恬淡的，无论喜乐悲欢，是否阴晴圆缺，人们都挚爱着生活，也都拥抱着风俗，在风俗中逗趣，于生活中洒脱。

　　他不屑于编故事

　　只想呈现生活本身

　　梳理汪曾祺的作品，我发现像是进入了一座巨大的迷宫。他的小说、散文里面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有点儿飘逸、有点儿入世，又有点儿出世的感觉，可以看出老庄的、士大夫的中国传统对他影响比较大。对他产生影响的还有现代主义。他对文学的思考、对时代的思考也很深入。

　　上世纪80年代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高峰期。这个时期文坛风起云涌，多数先锋派作家的作品坚硬、冷酷，莫言、苏童的小说则是将现代生活传奇化。而汪曾祺一直按照自己的路子走，他说，我不太会编故事，也不屑于去编故事，只想呈现出生活本身的状态。他不喜欢在小说中营造一种非常机巧的、奇绝的、刁钻的结构，而是倾向于契诃夫的小说风格，就是那种风行水上，随处成文，非常自然的状态，所以他的小说成了散文化写作的典范──故事性不强，语言呈现出散文的特点。

　　汪曾祺评价自己的小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觉得，沈从文的小说犹如大地上的行吟诗人，有一种悲伤的、惆怅的，稍微有点儿苦寒的感觉；汪曾祺的小说则像年画，是过年时特别喜庆的、饱满的、欢乐的感觉，但又不是那种大欢乐。

　　汪曾祺的小说更适合去感受，而不是解读。他不喜欢严格的布局结构，主张信马由缰，写到哪儿算哪儿。他会在开头大段大段地介绍这个地方，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代清楚了，然后讲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哪怕他什么都没说透，就在这散淡地讲这条街是什么样，那条巷子是什么样，也依然有味道，因为文字背后的阅历、修为在起作用。

　　汪曾祺在自述中说：“我只写短篇，因为我只会写短篇，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他的小说最长的就是《大淖记事》，不到两万字。有人问能不能把它再拉长点儿，变成中篇小说？汪曾祺一口拒绝，说它就是它该有的样子，如果拉长了就不是现在这个小说了。他认为短篇就是短篇，不存在可以作为长篇的短篇，也不存在可以作为短篇的长篇。

　　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作家

　　他的小说所有元素都是中国式的

　　汪曾祺是高邮人，里下河地区。大家都知道高邮鸭蛋，一个重要的代言人就是汪曾祺，他在作品里屡次提到高邮鸭蛋。我写《北上》的时候经常读汪先生的作品，因为要找到大运河水汽氤氲、波涛浩渺、蒹葭苍苍的感觉，同时也找到人情冷暖的感觉。

　　汪曾祺有一个观点，他觉得文学有三种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认识作用。他更强调美感作用，就是我们所谓的美育。很多人觉得美是一种外在的、感觉化的东西，并不深刻。比如我们会认为加缪、萨特是有思想的作家，鲁迅是有思想的作家，但很少说沈从文、汪曾祺是有思想的作家。其实这个问题作家曹文轩给出了答案：“美也是一种思想，因为它可以改变你的内心。”

　　我们现在回头看汪曾祺的作品，会看到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式作家。他的所有元素都是中国式的，他的文学传统可能会追溯到沈从文，继续追溯可能是陶渊明、王维以及宋代的笔记小说。他的人和文风都特别淡然，有一种跟现实生活若即若离的感觉，既入世又出世，这也是因为受老庄哲学的影响。

　　海明威有一个著名的“冰山理论”，是说冰山在海面上只露出八分之一，剩下的八分之七在下面。汪曾祺的观点也差不多。他说，写短篇小说更像写散文诗，想表达的东西在小说里面流露出来两三分即可。他的小说是大写意的状态。比如中国的山水画，就画一叶扁舟、一个人，连波浪都没有，那泱泱大水根本不需要画，就能感觉船在水上，水面就是一片空白。他的小说就是这样的效果。

　　汪曾祺从1987年开始重写《聊斋志异》，其目的一是想从传统文学中挖掘叙事资源，二是想为《聊斋志异》做一个现代的解读。把非常漂亮的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这肯定不行，他要以现代的想法把故事再讲一遍，一共写了13篇，命名为《聊斋新义》。另外还有一篇《名士与狐仙》，是以《聊斋志异》常用的母题重新编的一个故事。

　　著名作家孙犁也尝试过“聊斋体”写作。为什么我们最好的作家晚年会尝试这样的写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意识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汪曾祺说过，新潮派的年轻作家要补两门课，一门课是古典文学，一门课是民间文学。这句话放在今天尤其合适，因为我们进入了全球化时代，文学越来越同质化，如何让中国故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故事？让中国作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作家？我觉得这两门课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们的叙事资源到底有多少是来源于我们自己的传统，而不是来源于别人？汪曾祺给出了一个特别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