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支队是铁道游击队的兄弟部队，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苏鲁交界、运河两岸。陈毅元帅曾盛赞“运河支队可以写成一部大书”，罗荣桓元帅也曾称这是一支“能在鬼子头上跳舞的部队”。长期以来，运河支队的故事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文学展现，所以未能像铁道游击队那样家喻户晓。为了弥补这一遗憾，知名作家张新科历时十余年，广泛搜集素材，精心创作了60万字的长篇小说《大河》，将运河支队尘封几十年的峥嵘往事展现在读者面前。由于当年运河支队多次与铁道游击队并肩作战，因此《大河》也被评论家称为“大运河畔的《铁道游击队》”。

　　运河支队自发抗日

　　绝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徐州是苏鲁两省交界。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这一带的铁道游击队人数最多时有300余人。作家刘知侠以其为原型创作小说《铁道游击队》，1956年被搬上银幕，电影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广为传唱，让这支队伍成为传奇。与铁道游击队同时期、同地区还有一支民间武装力量──运河支队，实际上战斗力更强大，共有3000余名战士，长期与日寇浴血奋战。

　　“《大河》的创作，源自我与运河支队后人的相逢。”张新科曾在徐州某高校任职，偶然接触到运河支队的后代，听他们讲述自己爷爷奶奶的故事。“他们讲的时候，那种诚挚的情感、那种无以名状的哀伤，真的让人动容。记得有一位后人说，他的爷爷奶奶都是为革命献身的，是不得了的革命英雄，他很羡慕铁道游击队的后人，因为那些故事家喻户晓，而运河支队的故事却没人去写。他很想让人们知道自己爷爷奶奶的故事。”

　　看着那一张张充满遗憾的面孔，张新科萌生了一个念头──挖掘这支英雄部队的革命故事。“运河支队的后代对先辈的革命事迹念念不忘，这让我觉得，这份情感实在是值得去记录、去抒写。”之后的十余年里，他拜访运河支队成员的后人，实地走访铜山、贾汪、柳泉、利国、邳州、睢宁、张山子、微山湖、黄邱山套等运河支队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搜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

　　张新科说：“写作之前，必须先把历史背景、真实事件了解透彻。特别是有些主要人物，他的成长过程、心路历程乃至他最后的牺牲，将这些贯穿下来，呈现出来，会让我们的精神受到洗礼。爱国、正直、奉献……这些东西不会因时光流逝而改变。”

　　通过深入探访，张新科了解到，抗战初期的民间武装力量多数都是自发的，是亲戚拉亲戚，朋友拉朋友，这种聚合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心甘情愿地抛头颅洒热血。“这个出发点特别悲壮。”他说，运河支队不仅仅是某个人、某支队伍，而是代表了我们国家民族的一种精神，一种信仰。“这种精神和信仰，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环境变了，但它的要义没有改变，肯定会对每个人都产生影响。”

　　运河支队令人感动的故事真的太多了。比如，新四军、八路军的干部到延安开会，经常会由这支队伍担负沿途护送任务。有一年冬天，陈毅老总去延安，运河支队派出精壮战士护送首长。陆路骑马，水路坐船，马也要上船，因为过了河还要骑马。但是马怕水，不肯上船。怎么办呢？运河支队的小伙子没有任何顾虑，直接下河入水，使劲儿把马拉上船。河水冰冷刺骨，人在河里都快冻僵了。除了道路难行，更有敌人的围追堵截。面对敌人的一次次袭击，战士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顶住，甚至有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张新科深受感动：“别看运河支队不是正规军队，只是民间武装力量，但战士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很强，接到命令就会毫不犹豫地执行。那种舍生忘死的精神不正是支撑我们民族站起来的力量吗？‘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靠的就是这种精神力量！越是看似平凡的事，蕴含的大道理就越多，越客观，越有力量。小人物也有大情怀，我相信对今天这个时代是有很强的感染力的。”

　　真实还原历史

　　再现运河支队传奇

　　徐州市贾汪区水利局有一位姓贾的干部，听说张新科计划创作运河支队题材的小说，内心特别激动，给他打来很多次电话，讲述自己的爷爷奶奶、大爷爷大奶奶、二爷爷二奶奶当年的故事。张新科说：“他们全家男男女女14口人参加过运河支队，其中很多人牺牲了。他每次跟人提起运河支队，对方总是一脸茫然，没听说过这支队伍。这让他觉得很憋屈，拜托我一定要将先辈的故事写到小说里，希望世人能够知道，能够传承下去。那个年代的人生活条件那么艰苦，他们还会抛家舍业、挺身而出，为国家献身，为民族战斗，这是多么伟大的英雄情结啊！”

　　在这些素材的基础上，张新科写就《大河》一书，告慰长眠地下的运河支队数千位英灵。小说的主人公叫胡轩涛，原型是运河支队的胡大贵。胡家是大富之家，但他为了抗日主动变卖家产，把钱财都用于招兵买马、购买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他几乎把所有的家产全都投到运河支队上，没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当时的社会环境非常动荡，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家里有一点钱财，就能多一份安全感，但胡大贵真的是为了抗日抛家舍业。细读此书我们会发现，这些真实发生的故事特别让人敬佩──他们干的是掉脑袋的革命事业，日本鬼子来了，他们争先恐后地去迎击、搏杀，是真正的血性男儿。时代塑造了运河支队，他们也创造了时代，终将成为传奇。

　　创作《大河》，张新科想从宏观上表达三重心愿：“一是对于滚滚向前的历史过程而言，希望这部小说能解读我们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精神密码；二是对于运河支队而言，这部小说弥补了他们曾缺席于历史记忆的遗憾；三是对于大运河文化而言，这部小说揭示了大运河精神蕴含的红色血脉。”他表示，希望读者读完这部作品之后能够产生一种底气、一种自信，继续传承我们的民族精神。

　　文学评论家何平认为：“张新科的写作丰富了中国革命史文学的序列，对于保存地方革命历史，构建人们的集体记忆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在创作《大河》之前，张新科已经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域取得了较大成就，其代表作“英雄传奇三部曲”（《苍茫大地》《鏖战》《渡江》）分别弘扬了雨花英烈精神、淮海战役精神、渡江战役精神，出版后产生持续影响，常销不衰。“我偏重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写这样一本书大概要两年时间，但是前期调研需要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这还不算平时的日积月累。文学创作要求脑力、笔力、体力三位一体，哪一个阶段跨不过去，都无法走到下一步，对创作者真的是一种考验。”

　　张新科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感悟颇深，并将其总结为“返回历史，再现历史，传承历史”。所谓返回历史，就是通过实地探访、查阅县志乡志、回忆录、口述史等资料，把自己带入那个年代。他说：“那个年代的人，他说话的语调和习惯、他的一举一动、他为人处世的方式都和今天的人不一样。写作者不能凭空幻想，更不能主观臆断，把现代人的逻辑与思维强加给那时候的人，所以首先要尽可能真实地返回历史。”然后是整理资料，创作作品，再现历史。最后，当读者通过阅读有所收获时，就会起到传承历史的作用。“用讲课、写论文等方式传递历史可能收效甚微，因为大众更愿意阅读饱含真情实感的文学作品。我们通过一个个故事串联起国家历史，更容易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与文学结缘始于幼年

　　致力于创作革命历史题材作品

　　张新科与文学结缘始于幼年。他的父亲是省重点中学校长，这所学校考到外地的学生很多，经常有学生回来，到他家做客。家里成了一个“小舞台”，人来人往，你说一个故事，他讲一段经历，不仅热闹，而且信息量颇丰。张新科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跟同龄人相比，对社会的了解、感悟，对人生的展望、憧憬，以及日常待人接物的方式都更加成熟。

　　1984年，张新科考入南京一所高校，读化学工程专业。虽然学的是理工科，但业余时间他更喜欢看电影、读小说、参加诗歌朗诵会，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上世纪90年代，他被公派留学德国攻读博士。在求学的同时，他充分利用闲暇时间游览欧洲名胜古迹、人文地标，包括一战、二战遗址，不仅开阔了眼界，更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素材。

　　当今社会飞速发展，文学逐渐被边缘化，但张新科仍愿意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搜集素材、创作小说。他说：“我曾是教育工作者，对年轻人有很深的了解，他们通过书籍、电影、漫画等获取文化信息，但这些作品能真正反映真实历史、宏大事件的并不太多。任何年代都不能没有严肃文学，因为总要有人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真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另外，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往往涉及面广、人物多，对素材的要求比较高，创作难度大，所以可能会让一些作家望而却步，但我觉得这是时代赋予我的任务，我应该去努力完成它。”

　　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张新科经常关闭微信、减少社交活动，节省一切能节省的时间，每天晚上写3000字，这个习惯保持了十余年。他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有一个整体规划：中短篇小说写当下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长篇小说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他遵循八个字：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有非常详细的材料和考察做支撑，文学的虚构变成了历史的真实，这正是文学应该具有的气质。

　　虽然每一部作品的完成过程都十分艰难，但对张新科来说，也收获了独特的快乐。“比如，我的很多小说是畅销书，销量还不错，在音频分享平台的播放量也比较高。每次想到有那么多读者在读、在听，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哪怕挣不到钱，我也愿意搞创作，把我感受到的那些伟大的精神传递出去。”

　　对话张新科 

　　如果真的热爱什么 

　　就会自发地找寻出路

　　问：您学的专业是理工科，却在文学创作上开花结果，理智与感情并存，这种思维特质是如何形成的？

　　张新科：我是1984年上大学的。那个年代有一句流行语：“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无论学校还是家庭，都比较重视理科。我父亲是省重点中学的校长，学中文出身，特别喜欢聊文学，这一点对儿女的影响很大。我本来想学文科，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理工科。现在回头想想，我们其实不能以对错高低来论文理科。上大学以后，我对文学的喜爱没有变。有时刚刚做完化学实验，就跑到图书馆去阅读文学作品；有时刚考完化学，晚上就去听文学讲座。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热爱什么，是可以自发地找寻出路，来壮大内心的那种热爱。上学期间我开始写一些散文、小小说，一直坚持下来。

　　学理工科对我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帮助，因为在创作中，可以靠技术本身进行推导。比如我写谍战小说，写到一种药品，会根据药的颜色推断含有哪些有机物；刺杀现场留下油污，我可以分析它是溶解于水的机油还是汽油、煤油或柴油。我利用理科特长来解构，用技术思维去贯穿，情节、逻辑就更好玩儿了。

　　问：留学海外的经历给您的思维和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张新科：我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到德国留学的。记得那时德国马克与人民币的汇率是1∶5，德国的大学教授月薪1万马克。我的博士生导师和我聊天，问我在中国月薪多少钱，并解释说不是要打听隐私，而是想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那时我在国内的收入不到100块钱人民币，可想而知差距有多大。我去欧洲各国旅行，提前自己烙饼、煮茶叶蛋，还得自己带水，因为买水太贵了。不光是我，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想去旅行都会自备吃喝。到现在30年过去，中国经济的发展真的令人震撼。

　　留学使我在东方式思维的基础上熟悉了西方式思维，遇到问题时，既可以用东方式思维去思考，也可以用西方式思维去解读，相当于多了一个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角度与办法。总体来说，如果一个人的思维能够多元化，那么他观察问题的视角就会更开阔。有时候遇到事情想不通，可能换一种思维就想通了，整个人生也会淡定一些了。另外，了解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思维方式，其实相当于延长了我们人生的长度，增加了生活的厚度。

　　问：接下来您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张新科：我自觉还有一定的文学任务，我想创作一部抗战时期国际主义题材的文学作品，因为这方面我可能有些优势，比如了解外国人的语言、文化和思维习惯。另外我还在筹备一部描写中国两代留学生故事的小说。上一辈在抗战时期出国留学，下一代是当下的年轻人去留学，其中发生了很多折射时代变迁的故事。比如说两代人之间的矛盾，母亲教女儿留学时要注意什么，但女儿并不是很乐于接受。这个对比非常有意思，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