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访谈节目“十三邀”的主持人许知远写下第一本关于梁启超的书──《青年变革者》，讲述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时隔数年，许知远携续篇回归，讲述从“维新”到“新民”转变中的梁启超。

　　翻开《梁启超：亡命（1898—1903）》，我们首先将回到1898年的北京城，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抓捕行动，然后再跟着若干围观者，一起到菜市口目睹一场“砍头大戏”。被砍头的是谁？围观者并不知道，他们便是大名鼎鼎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这次的“不审而斩”拉开了新中国向外寻求力量救亡图存的序幕，同时也加快了旧中国退出历史舞台的速度。

　　就在“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之时，康有为和梁启超也踏上了逃亡之路。当时，梁启超只有25岁。在书中，许知远并没有如以往的历史作品那样，单纯地赞颂梁启超的爱国行为，而是循着梁启超的逃亡之路，如放电影一般，将他的思想蜕变过程真实地一点一点呈现。

　　为什么要花时间和笔墨去写梁启超，而不是同时代的其他人？上网冲浪时，我们喜欢用“大清已经亡了”来讽刺一个人的思想迂腐，正是因为享受了现代化的成果，我们才能辨识那些“旧”。而从“旧”到“新”，就是从梁启超开始的。

　　梁启超不是一开始就是个“新人”，他也经历了从“旧”到“新”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是在戊戌变法后的五年发生的。梁启超流落海外，游历全球，接触各国政要，逐步摆脱康有为的影响，也从孙中山的吸引中清醒过来，开始了对中国前途的独立思考。

　　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常说的“现代化”。梁启超的“现代化”是思想层面的，他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纸杂志，将热情倾注到启发民智的“新民”思想，影响了后来一批又一批青年人，并发表了著名的《少年中国说》。

　　作为“梁启超五卷本”的第二卷，许知远继续书写“走向世界”的梁启超。在《梁启超：亡命（1898—1903）》中不仅呈现出一位青年思想者在关键时期的立体全貌，还原了一个挣扎多变、活跃于世界舞台的梁启超，更折射出一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华人海外流散史。

　　许知远写梁启超，像一场跨越百年的时空对话，也像文字版的“十三邀”，带着对当下时代的疑问，去叩问百年前的人。对于历史与当下而言，梁启超都是“至关重要却又面目模糊”的，我们太需要重新认识他。这本书不仅是梁启超的个人传记，更是那段时期激进、争鸣、迷惘的缩影。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却意外踏上全球化的时代浪潮，在广阔的世界舞台上迸发出强劲的生命力。1898至1903年是梁启超走向独立成熟的关键时刻。其间种种冒险、挣扎、奇思异想与谬误，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一时期的梁启超以日本横滨为基地，创办杂志，促发了中文世界新知识与新思想的生产与传播，影响巨大且深远……

　　许知远笔下的梁启超，超越其所处的时代，与当下产生共鸣。他是全球旅行者，足迹遍布东京、夏威夷、新加坡、悉尼、温哥华、纽约；他和日本首相笔谈，在华尔街拜访J.P.摩根，前往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现代事业与现代思想，锻造出一颗属于现代世界的开放心灵。

　　许知远笔下的梁启超，是一个强有力的灵魂，在慌乱中拥抱世界，在不确定中创造可能性。逃亡异国的梁启超没有沉溺于挚友洒血、远离故土的创痛，而是以新的行动开拓局面。机会意外涌现，世界成为舞台。梁启超的广阔交游，串联起国内的“维新”同仁和江湖会党，日本的亚洲主义者和中国留学生，以及孙中山的革命力量；他的世界旅行，联结起散落各地的华人，织成一张人、金钱、信息的世界网络。透过梁启超，可以看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和一个更广大的中国。

　　许知远以过去梁启超传记写作中所缺少的大量细节描述，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政治亡命者形象。虽然这一卷只涉及短短的五年，却是梁启超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段，他的很多新学术新思想都萌生在此时。正如许知远所说，不仅“远行使梁启超重新认识中国与自己”，而且“把整个世界变成舞台”，中国史中的梁启超，变成世界史中的梁启超。

　　许知远是一个严谨的、充满激情的叙事者。本书以大量细节还原历史场景，塑造了一个有着丰富情感维度的政治亡命者形象；并以梁启超为中心，牵引出严复等“维新”同仁、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以及李鸿章、大隈重信、西奥多·罗斯福等政治人物，更有温哥华的叶恩、悉尼的梅光达等散落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他们的热情与挣扎，描绘出一幅全球风云画卷。

　　对我而言，这本书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的色彩丰富──作者描述的“时代情绪、城市面貌、同代人的选择与感受”，都在字里行间变成了迷人的画面、声音和气味。

　　三十而立的梁启超，以世界经验反观中国困境。他逐渐获得智识上的独立，也走到了思想成熟的关键时刻。从“维新”到“新民”，梁启超再一次推动了“变革”。

　　在·线·阅·读

　　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

　　从1898年秋至1903年夏，是梁启超流亡岁月的第一阶段。他带着幸存者的内疚抵达东京，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光绪被囚瀛台，一众同志四处逃散。他要消化这创痛，也要警惕这创痛。流亡是前所未有的经验，熟悉的世界陡然消失，最寻常的语言与食物也变成挑战。惊恐与威胁从未消退，对他头颅的悬赏遍布中国沿海城市，延伸至海外。流亡也是契机，它助你抛弃习惯的窠臼，拥抱新思想与新感受，塑造一个新自我。

　　梁启超成功、或许过分成功地重塑了自我。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他开创了流亡新闻业的先河，以横滨为基地，对中国政局发挥了意外的影响力。明治晚期蓬勃的报刊、书籍冲击了他的思想，他逐渐脱离康有为，获得智识上的独立，还变成一座不断延展的知识桥梁，几代人将借助他进入现代世界。

　　比起生花妙笔，他更期待以行动者的面貌示人。他创办实业，展开武装起义，把整个世界变成了舞台。从横滨、火奴鲁鲁到新加坡、悉尼，再到温哥华、纽约、旧金山，他成了老练的全球旅行者，与日本首相笔谈，在华尔街拜访J.P.摩根，前往白宫会晤西奥多·罗斯福，还穿梭于散落各处的唐人街，观察、体会华人在异域的屈辱、希望与独特之生命力。即使置于世界坐标，他的广阔经验也少有人及，在那一代中国人中，更独一无二。

　　这只是故事的一面。他影响力惊人的笔端，也常伴随着不安。为了现实政治考量，他制造康有为神话，扭曲亡友生平，还编织荒诞不经的谣言。他参与的政治行动草率、漏洞百出，充满孩子气式的任性，总导向失败。他的智识成就也不无瑕疵。他毫不客气地借用日文学说，还常赤裸裸地抄袭，引发日本同行的抗议。他的思想看似充沛、广袤，更充满矛盾、错乱，常是生吞活剥、一知半解的结果。他也缺乏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敏锐与深刻，没能将庞杂经验化作对人生与世界的真正洞察。在这一人生阶段，他遵循乐观、线性的思维，对于日本与西方的理解停留在表层，缺乏更富原创性的见解。一些时候，他就像青年时代的托克维尔：“他还没有学会什么，就已经开始思考了。”

　　不过，对于一个不到30岁，在四书五经、八股训诂中成长起来的青年，这要求又未免苛刻。梁启超正是一个典型的过渡人物，“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世界已经死亡，另一个世界尚未诞生”。他注定以闯入者的心态介入每一个领域，他的冒险、挣扎、奇思异想、种种谬误，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