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老天津卫东马路袜子胡同的庆芳茶园里，每天都上演着这样一幕：茶客们一边品着茶，一边高谈阔论。忽然楼上一位茶客高声叫道：“茶房──添水！”楼下立即传来一声：“来了，您哪！”只见一个绰号叫“小三子”的人，左手拎着一壶水，右手端着装满瓜子、萝卜和香烟的箩筐，快步跑上楼，毕恭毕敬地给茶客倒满茶水，捡起茶客扔到桌子上的两角小费，一边眉开眼笑地连声道谢，一边又颠颠地退下楼。这位“小三子”从事的职业就叫“茶房”，指的是近代天津在茶馆、戏院、饭馆、澡堂、旅馆等提供服务的人。茶房大多来自社会底层，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有着高超的服务技巧，靠为顾客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来赚取小费。茶房的人选很重要，茶房伺候顾客的周到与否，直接影响着小商业经营的好坏。

　　天津戏院的茶房俗称“三行”，他们的工作是给观众找座儿、卖茶水、临时代观众保管衣帽；售卖糖果、瓜子、萝卜、鲜货；打手巾把让观众擦脸。茶房会把“池座”（较好的座位）预先占下，用以接待给小费的观众。茶房引导顾客就座，把沏好的茶水壶送来。有的顾客会把穿戴的大衣、马褂和帽子等交给茶房保管，茶房给一个小木牌作为凭证。等到临散戏前，由茶房把衣物取来，茶房可以得到小费。打手巾把的一般为两个人，一人负责洗毛巾，另一人在观众中穿梭，两人在空中以熟练的手法互相传递着手巾把，像演杂技一般，扔得要准，接得要稳，茶房将毛巾塞给观众擦脸来索要小费。

　　饭馆的茶房俗称“跑堂的”，他们手快、眼快、嘴快、腿快，有着精明的头脑，记忆力非常强。过去的饭馆里不写菜名和菜价，都是记在茶房的头脑里。顾客点菜后，茶房把菜名报到“灶口”上，不开任何单子，全记在心里。最后算账时，茶房把顾客所吃的饭菜清楚地报出总数。顾客会把应付的饭费找回来的尾数作为小费付给茶房。茶房把小费交柜，由账桌上司账的先生代管，最后按各人所担负的职责再进行分配。

　　澡堂茶房的工作主要是看护存放顾客衣物的木箱。旧时澡堂门前有副对联：“金鸡未唱汤先暖，云板轻敲客早来”，所以茶房还有一项工作是每当池子换清水时，敲打“云板”通知附近的人来洗澡。后来茶房还有“叫醒”服务，给顾客搓澡、捏脚、捶腿，以及代顾客去外边买饭菜等，通过给顾客提供这些服务来赚取小费，维持基本生活所需。

　　旅馆的茶房称为“店小二”，他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茶房月薪很低，收入主要靠旅客给的小费，旅客的小费不是都到了茶房的口袋，而是按照人员级别分钱，掌柜分一份，茶房头儿分两份，茶房分一份，杂役分得一小份。

　　茶房这一行业主要活跃在城市的公共场所，很多都是具有标志性的地方，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城市形象。为了规范管理，政府陆续制定了主要服务行业的规章制度，戏院、饭馆、澡堂、旅馆业都成立了同业公会，同业公会也对加入公会的会员在组织上进行更合法、规范统一的管理。虽然有了政府和民间组织的监督和管理，但是茶房行业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戏院茶房售卖糖果、瓜子、萝卜和鲜货，不管顾客意愿如何，明目张胆地强买强卖。顾客从茶房手中买到的糖果、瓜子、萝卜等，往往较戏院外边的售价贵几倍。在顾客看戏时，茶房强行将毛巾塞给观众擦脸来索要小费，在观众席间频繁地往来穿梭，使观众的视线不胜其扰。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天津澡堂业出现了男女“洗对盆”的现象，茶房可以代找陪洗的女人；旅馆茶房可以帮着客人买鸦片烟，甚至端出自己备有的烟枪、烟灯，送上烟泡，供客人使用。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茶房做出了许多有伤风化、道德败坏的事情，给社会风气带来不良影响。

　　随着近代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女性开始走出封闭的宅门融入社会。天津一些电影院、饭馆、茶社和球房等场所，陆续出现了“女茶房”。女茶房的出现既是生活所迫，也是社会风气渐开的结果。女茶房首先是从电影院兴起的。当时无声电影片没落了，新兴的有声电影片来源缺乏接续不上，天津各电影院的业务出现了极不景气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天津电影院的经营者添设了一批女售货员，由她们售卖茶水和糖果等招引观众，人称“女招待”。其他一些场所也纷纷效仿，有的饭馆雇用女招待招揽顾客，并在饭馆门口立有“女子招待”的招牌。茶社雇用女招待沏茶、打手巾把、摆瓜子糖果。打台球的球房雇用女子看球台，陪球客打球，要求女子具有一定的打球水平。商业利益的驱动造就了女招待的出现，女招待利用自身的优势所在取悦客人，从中获得回报，打压了男茶房的获利空间，引起了男茶房的不满和抵制。在当时很多人眼里，女招待是一种“不雅”的职业，有的批评者夸大她们的不正当行为，认为从事女招待的工作导致这些妇女道德沦丧，要求严加取缔。虽然女招待受到舆论的抨击，但是她们的生存和职业状况是近代底层职业妇女群体的缩影，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女招待的出现对妇女解放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