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汉服热度不断升温，“汉服”一词已不再是新鲜词儿，穿着汉服的人也不再局限于大学生。别管是隆重的仪式，还是游园小聚，甚至一个人上街也可以泰然自若地穿着汉服。原来还想引来些好奇目光，就此网上网下图个热闹，结果大家已司空见惯。毕竟20年了，大学生时兴穿汉服是21世纪初，现在普遍了，穿着者的想法已十分简单：“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文化。”这就够了。

　　记得2007年年初，《人民日报·海外版》约我写一篇文章，希望我就汉服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当时我的观点比较客观，现在想起来也比较保守。编辑改成的题目是《汉服堪当中国人的国服吗？》，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这么多。

　　20年来汉服的发展，实在是超出了我的想象。中国人都在穿，上有耄耋老人，下有黄发幼儿，就说大家对汉服的那份热爱吧，着实折射出中国的崛起。只是穿着汉服的人很多，看别人穿汉服特喜欢的人也很多，大家却有些不太清楚的问题，与汉服相关，也算不上学术。诸如，汉服一说古代有吗？汉服怎么与日本和服很相似？汉服能成为中国国服吗？等等。

　　追本溯源，“汉服”两字曾出现在《辽史·仪卫志二》中，里面写道：“会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国服；皇帝、南面臣僚汉服。乾亨以后，大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常服仍遵会同之制。”清代谈迁《北游录·纪闻下》中记：“辽史，太宗德光入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这里所说的汉服，显然是中原传统礼服，而国服是指契丹人礼服。另外，近代徐珂在《清稗类钞·服饰》中写道：“高宗在宫，尝屡衣汉服，欲竟易之。一日，冕旒袍服，召所亲近曰：‘朕似汉人否？’一老臣独对曰：‘皇上于汉诚似矣，而于满则非也。’乃止。”以上两处的“汉服”显然是按民族论。

　　还有一些点明汉服的文字，如明代文震亨《长物志·衣饰》，文中写：“至于蝉冠朱衣，方心曲领，玉佩朱履之为‘汉服’也。幞头大袍之为‘隋服’也。”看来这里是按朝代论。总之，古籍中直接谈及汉服的并不多。我们现在说的汉服，和几十年来说的唐装，以及根据清代旗女袍子创就的改良旗袍，指的都是在西服东渐之后，中国人又强烈追寻区别于西方的中华民族特色服式，主要是以此来显示我们的文化血脉。

　　至于为什么有些人混淆汉服与日本和服，这要追溯到中国南北朝时。《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记，当时的日本人还穿着原始社会的贯口衣或幅布围腰。在此之后，活跃在日本政坛的圣德太子（574—622），虽然48岁离世，但他作为日本推古天皇的侄子，执政期间狂热引进中国文化。公元603年，圣德太子颁布“冠位十二阶”，制定了宫廷用冠和参朝服。当时中国是隋文帝杨坚仁寿三年。日本画家和田贯水有一幅作于奈良时代的《圣德太子像》，圣德太子就是穿戴着中国隋唐男子的惯常衣着──黑纱幞头与圆领袍衫，腰间束带，拱手捧握笏板。两旁各站一宫女，从发式到衣装也皆与隋唐服装一致。日本奈良时代正值中国盛唐时期，日本派出大批遣唐使，包括学者、僧侣等，到中国学习和交流。他们把大唐的文化、艺术、律令和制度等带回国内，其中也包括更全面的服饰文化，日本和服的基本形制和礼仪制度就在这个时期建立，日本的“衣服令”是奈良时代制定的服饰制度之一。经平安、镰仓、室町等时代，至江户时代最繁荣，明治时代和服已定型。

　　不能否认，和服是基于东方岛国的多种因素生成并成长的，诸如关注遮挡的同时还注重通风，尤其是许多穿着上的讲究，与礼仪密不可分。当然，也必须正视和服是在中国隋唐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如大襟右掩。日本女子的主流发型，与中国唐代《簪花仕女图》中的女子发型几乎一样。有特色的日本屐，连同二趾袜，早在李白诗里描绘的江南女子的穿着中就很普遍：“长干吴儿女，眉目艳新月。屐上足如霜，不著鸦头袜。”鸦头袜即像鸦嘴一样的二趾袜。应该说，和服和汉服最大的不同是日本女服的腰带，这是非常明显的独有装饰。和服配件中主要有带扬、带缔、带板、带枕、伊达缔、腰纽、胸纽、比翼等，我们习惯称其为“小包袱”。

　　现在中国人穿着的所谓“汉服”，集中了汉唐两代的服装特征，这在明代时曾被以唐宋服装为原型的戏装概括过。香港回归祖国前后一段时期流行的“唐装”，则是集中了清末至20世纪50年代的立领、对襟、疙瘩袢儿。如果说就要定哪一种为国服，我觉得，中国太大了，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中华文化太博大精深了，没有必要也不太容易确定一种款式或穿戴配套为国服。我们为祖国的强盛而努力，民族自信，文化复兴，中华服饰源远流长，国服就在全世界炎黄子孙的心里。

　　题图摄影：杨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