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的身上闪耀着太多令欧阳修眼花缭乱的光环和艳羡不已的精彩。

　　晏殊早慧，七岁能文，曾被钦差大臣张知白目为“神童”。十四岁时，与全国千余考生一起参加殿试，他“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受到宋真宗的嘉赏，赐同进士出身，授秘书省正字，成了少年进士和年龄最小的官吏。

　　晏殊的词，家喻户晓，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等，都是让人捧为圭臬的经典名句，到处传唱。

　　仕途上，顺风顺水。晏殊历任太常寺丞、太子舍人、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后来还被宋仁宗任命为集贤殿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出任宰相，而且文武一肩挑。在士大夫和才子们眼里，晏殊的经历简直就是一个传奇。

　　欧阳修幸运，人生第一站遇到了晏殊。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24岁的欧阳修参加了礼部举行的考试，晏殊是主考官，出题《司空掌舆地之图赋》，面对这过于僻涩的命题，众考生不是偏题就是走题，唯欧阳修不光扣题精准，而且文采飞扬。于是，晏殊慧眼识才俊，把欧阳修确定为“省元”，即第一名。从此，欧阳修对晏殊以门生自称，执弟子礼。

　　欧阳修中进士后，出任西京（今河南洛阳市）留守推官。做官之余，他与钱惟演、尹洙、梅尧臣等文坛圣手们诗酒唱酬，佳作迭出，一时文名大振。当时，晏殊的词、梅尧臣的诗和欧阳修的文章，堪称文坛三杰。

　　晏殊、欧阳修之间的缘分不可谓不深，作为有知遇之情的师生，作为一朝为官的同僚，作为共领时代风骚的文坛巨擘，应该是惺惺相惜而又相互提携的，甚至可能产生许多文坛佳话，让人津津乐道的。然而，这段师生情开始得早，结束得也早，虽然欧阳修对晏殊非常尊敬，但晏殊却不喜欢欧阳修，甚至一度到了嫌隙和厌恶的境地，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据《东轩笔录》载，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西夏犯边，战事吃紧。当时，晏殊是枢密使，为军机大臣，欧阳修担心老师日理万机，过于辛苦，便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与诗人陆经结伴去看望老师，希望带给老师一丝安慰。谁知晏殊轻松得很，家里欢声笑语，热闹非凡，毫无军情紧迫之忧，见他们来了，还在花园摆酒置茶，开怀畅饮起来。欧阳修深感意外，即席赋诗《晏太尉西园贺雪歌》，中有：“晚趋宾馆贺太尉，坐觉满路流欢声。便开西园扫征步，正见玉树花凋零。小轩却坐对山石，拂拂酒面红烟生。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诗中饱含学生对老师的善意规劝，意思是国难当头，作为军机大臣的晏殊，肩负重任，不应该花天酒地，闲如散官。

　　晏殊读后，差点儿没背过气去，愤然对人说：“昔韩愈亦能作言语，赴裴度会，但云：‘林园穷胜事，钟鼓乐清时’，不曾如此作闹。”当年韩愈擅长写文章，赴裴度的聚会，也最多只说“林园穷胜事，钟鼓乐清时”，而他欧阳修在同种情境下，却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朋友尚不开这种过火的玩笑，何况面对的是老师？果然，欧阳修善意的诗句，使晏殊背上了只顾享乐、不顾天下安危和社稷苍生的恶名，成了他人生的污点。晏殊明确表示：“吾重修文章，不重它为人。”《邵氏闻见录》也十分肯定地说：“晏公不喜欧阳公。”

　　对于晏殊的愤怒，欧阳修十分不解，颇感委屈和纠结。皇祐元年（1049），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市）任知州的欧阳修给晏殊写了一封信，说：“修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贡举，修以进士而被选抡；及当钧衡，又以谏官而蒙奖擢。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谓不深。然而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岂非漂流之质愈远而弥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动常得咎，举辄累人，故于退藏，非止自便……”虽有感激，但更多的是抱怨，抱怨老师对自己的冷遇，有一种追根究底的索问之意。然而，晏殊阅后，却当着宾客的面，敷衍几句话，要文书代为作答，宾客说欧阳修也是当今才子，文章名贯天下，如此回答，恐太草率。晏殊冷冷地说，对于一个科考门生，这几句话已经够看得起他了。可见，晏殊的确不喜欢欧阳修。

　　晏殊不喜欢欧阳修，难道仅仅是因为那首规劝诗吗？这对于一个具有领头雁风范的文坛宿将和当了多年宰相的人来说，未免有些小气。从晏殊扶持后辈不遗余力的习惯来看，也不至于如此浅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晏殊对欧阳修由喜到厌呢？

　　从性格上看，晏殊闲适平和，崇尚道家，守成忌变，他任相十余年，始终延续着吕蒙正、李沆、王旦等人的执政风格，尚宽简，不苛细，清净无为，垂衣而治，遂有“太平宰相”之名。欧阳修却耿介而切直，执拗而刚烈，好论时弊，好争长短，且以风节自持。正如《宋史·欧阳修传》说：“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无论对象是谁，有批评就说，有意见就提，毫不忌讳。晏殊任相期间，提拔欧阳修出任谏官，面对有恩于自己的老师，欧阳修依然言辞激烈，常常让晏殊下不了台，“殊初入相，擢欧阳修等为谏官，既而苦其论事烦数，或面折之”。这样两个性格迥异的人，要维持良好的师生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政见上说，尤其是对于“庆历新政”的态度，两人分歧严重。庆历年间，北方的辽国和西北的夏国不断侵略边境，战火燃起，纷争不断。在这两个游牧民族的入侵过程中，宋朝始终处于劣势，经常吃败仗，而战争失败除了带来版图缩小、贡输增加、生灵涂炭的后果外，同时也带来对制度的拷问和反思，从而催生了北宋王朝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庆历新政”，其核心内容是改革吏制、壮大财力和增强武备，由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韩琦、富弼主导，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也紧随其后，摇旗呐喊。

　　在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欧阳修也连连向宋仁宗上书，弹劾十余名反对改革的官员，爱憎分明，措辞激烈，使得朝野震惊。对于改革，作为宰相的晏殊虽然没有高调反对，但他却是态度最为暧昧的高官之一。人家改革如火如荼，他却仍然品酒填词，舒舒服服地当他的“太平宰相”。从“庆历新政”的开始到失败，几乎看不到晏殊明确表态的历史记载，但是，作为宰相，在面对这场涉及政治和经济变革问题上不明确表态，不明确支持，这本身就是无声的反对。

　　而欧阳修追随改革的态度和异常激进的言论，更加导致了晏殊的反感，于是，晏殊干脆外放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使，眼不见为净。但这遭到了谏官们的反对，他们上《乞留欧阳修札子》，认为“任修于河北而去朝廷，于修之才则失其所长，于朝廷之体则轻其所重”，强烈要求让欧阳修留任，晏殊却不为所动。谏官们也不善罢甘休，马上联名弹奏晏殊，致使晏殊罢相。而晏殊的罢相，导致他与欧阳修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

　　不过，尽管老师对自己成见日深，意见渐大，但欧阳修对自己的言行从来就没有表露出一丝悔改，当初怎么说，一生都怎么说。晏殊逝后，欧阳修为老师献上了一首《挽辞》，一句“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表明了他对晏殊的态度。老师都入土为安了，他还直话直说，还不肯掩饰自己的看法，晏殊当初不喜欢他，看来的确不是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