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筝有许多派别。金马派风筝是北京风筝的代表之一，在清末民初由著名风筝艺人金福忠与近代工笔花鸟画名家马晋共同创立。

　　吕阳，北京金马派风筝的第四代传承人，从一名高薪程序员到从事风筝文化和技艺传承，他也经历过挣扎和彷徨，是什么促使他选择了金马派风筝并坚持了下来？

　　从程序员到非遗传承人

　　记者：听说您以前是程序员，那您是怎么开始从事风筝创作的？

　　吕阳：是的，我干了6年的程序员。从事风筝创作的原因，一方面是偶然，另一方面也是必然。说是偶然，我父亲吕铁智是金马派风筝的第三代传承人。差不多十年前，我爸当时唯一的徒弟，我师兄，突然间生病，人就没了。我爸培养我师兄用了好多年，付出了很多心血，天不遂人愿，就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爸很受打击，后来我妈也病了。有一天我回家，突然发现老爷子头发基本都白了，我挺心疼他的，就想换个离家近的工作，多回家陪陪父母。后来正找着新工作呢，有一回我一发小儿来我家聊天，他就说：“阳哥你怎么不接干爹这摊儿呢？你自己的工作要不干的话，无非就是这五六年的努力丢了；干爹这个风筝，百年传承，你要不接，它可能就断了传承了。”他当时是开玩笑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倒点醒了我，我就开始琢磨是不是该学一学。

　　说是必然，我从小就耳濡目染，看我爸做风筝，也学书画，所以有一定的基本功。小的时候，我就跟着我父亲去我师爷关宝翔家里玩儿，大人交流的时候我就给个耳朵听着，听了很多早年间的关于风筝的故事。虽然我父亲都没打算让我做这一行，我自己也没有这个计划，但是我对金马派风筝是熟悉的、有感情的。

　　记者：放弃原来的工作，改行制作风筝，是不是这个决心也挺难下的？

　　吕阳：我纠结了有半年的时间，当时是事业上升期，收入上的差距也不小，所以就挺舍不得的。一开始想得简单，想一边干程序员，一边作为一个爱好去学做风筝，后来尝试了半年，真不行，人的时间精力不够，一咬牙，算了，干脆就辞职回来干这个。

　　开始的一段时间，实际上各方面感觉的落差挺大的，就得慢慢去想明白，给自己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程序员这个工作确实收入高，但是干那么多年给我的感觉，我就是一个零件，一个“工具人”，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但是做非遗传承，这个归属感和价值感是很大的。

　　记者：最开始改行，跟着您父亲学制作风筝，适应起来困难吗？

　　吕阳：这块儿我还真不觉得很困难。我小时候还练过体操，后来我慢慢琢磨体操、编程、做风筝这三件事，看似八竿子打不着，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共同点──你得踏实下来，练体操你得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练，练到你满意为止，练到合格为止；编程序你得一个代码一个代码地写；干手艺就得一点点地练技术、抠细节。所以实际上，我个人没有这种跨度很大的感觉，可能和我的性格也有一定关系，能坐得住，能反复、深入地去进行精细的工作。它是一种能在枯燥里边找乐趣的行为。

　　非遗传承是可以凝聚文化力量的

　　记者：作为一名“80后”，您觉得，非遗传承如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吕阳：我做这一行差不多快十年了，现在从国家到社会各界都在推进非遗进校园这项工作。我父亲那一辈的人，在没有“非遗”这词之前，也在做类似的工作，当时我父亲他们用劳技课、手工社团的方式去做这项工作。但是现在有了“非遗”这个名头了，具体工作反倒不好干了，可能和我们自身也有一定的关系，最大的问题是找不到“非遗传承”的这个标准，或者说是找不到“度”。学校有一定的课程标准，但是在我看来，有时候学校设定的一套内容，并没有展现非遗手艺本身的魅力特点。但是如果按照我对非遗的认知来设置课程，课堂上会发现孩子们是接受不了那么高难度的，课程深入不下去。所以实践里有时候就是会别别扭扭的，一直卡在这儿，中间有一条鸿沟似的。

　　我刚刚参加了“2023年天津大学风筝制作技艺高级研修班”，这次研修班的内容给了我非常多的启发。有一位培训老师就讲，人对于陌生的知识都是有一种谨慎和恐惧的。我觉得可能我之前的传播方式有问题，我都是在用教传承人的方式，是用我们习惯的方式去教孩子，我过去的方法可能过于激进了。我给到的知识不能够快乐地传达到孩子那儿，孩子们可能更多地感受到压迫感，所以他记不住、接受不了。还是要按照孩子们学习的习惯和心理去设置课程，去把风筝的特色融进去，要有选择性地忽略一些技法上的东西，更多地在文化上给孩子引导。

　　记者：文化的传播是非遗传承的重点？

　　吕阳：是的。从小能够接触各种代表我们国家文化特色的事物，接受这种文化熏陶，那么孩子们对诞生这些文化的土地是有感情的，是会有更多依恋的。多一份依恋，就能更多一份归属感，这种依恋能够让这些孩子更爱自己的家乡，更爱自己的国家，更爱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记者：当下非遗传承的环境，和父辈面对的那个环境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吕阳：在我年幼的时候，我从老先生口中听到的“江湖”是那么的绚丽纷呈，他们有那么多经历，有那么好的技艺，为风筝的发展做了那么多贡献，但是我从没在老先生的眼中看到自信和快乐。但是到了我父亲这一辈，他有了很多机会去国外进行展示，“金马派风筝”是作为中国文化的其中一个代表走出国门的，这个时候，自信、荣誉感和价值感，我是能在我父亲身上感受到的。这些年，国家和社会各界对非遗都很重视，国潮的兴起给了我们这一代非遗传承人更大的自信。这门手艺它不再只是个玩意儿了，它不再是犄角旮旯的东西了。它承载的意义和责任更大了，它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记者：那么您在非遗传承中面临的新的难点是什么？

　　吕阳：如今国家和社会各界对“非遗传承”的重视程度都越来越高，需求也越来越大，就拿“非遗进校园”这个项目来说，学校的需求很大，北京这边基本上各个学校都开非遗课程，所以我和我父亲一周5天的课程都排满了，早几年的时候更忙，上下午排课。但是教育是需要质量的，前期备课、课后梳理的工作很多，后来我们就自己主动地减掉了一些课。我们也尝试过培训老师去进行“非遗进校园”的工作，但是效果不好，这些老师只能做到按照我们整理好的PPT、课件，去照本宣科，但是他们很难把手艺本身的特点、优点传达出去，有时候还会被“问住”。毕竟有一桶水，才能给学生一瓢水。所以怎么讲，要保证教学的质量，在非遗传播、培训的这一块，需要增加供给，但是步子还不能迈太大。这个就是现在面临的最新的难题，我们也是在不断去尝试各种方法解决问题。

　　而且我们新一代的传承人，如今面临的考验还是挺多的。我们父辈那一代人，他们可能只要把自己的手艺打磨好，就可以了，他们可以做到更纯粹。但现在不行了，现在对于新的传承人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我们不仅要有过硬的手艺，还要懂得营销，学习产品设计，这些东西跟手艺说相关也相关，但是更多的是跟时代相关，是时代环境逼着我们去学、去做，传承人不仅技术要好，还要有复合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