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式一，一个曾经辉煌却逐渐消失的名字，他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莎士比亚”和“中国狄更斯”；被陈寅恪用“海外林熊”之句将其与林语堂并举；他在牛津的家被称为“第二个中国大使馆”，文化名流齐聚一堂；他是多种剧作的翻译者，被徐志摩赞为“中国研究英国戏剧第一人”……

　　熊式一的一生是20世纪知识分子与世界相遇的一生，本书是对熊式一传奇人生的打捞，更是以其为缩影，回望那段中西文化交流的岁月。

　　◎ 不容忽视的中英双语作家

　　“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至少有三位作家的双语写作值得大书特书。一是林语堂，二是蒋彝，三就是熊式一。”学者陈子善这样评价熊式一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青年时代，熊式一曾将萧伯纳的剧作以及《富兰克林自传》译介到中国；旅居海外后，他便开始了英语写作。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出版的《王宝川》，将中国传统戏剧改编成英语话剧，搬上舞台演出后轰动英国，三年上演900多场，英国玛丽王后足足看过八次；1935年他征服美国百老汇，成为第一位登上百老汇舞台的中国导演，罗斯福夫人看后赞叹“迷人，有趣，含蓄，服饰华丽，令西方人大开眼界”；1943年，出版英语小说《天桥》再次轰动，成为熊式一英文创作的又一高峰，陈寅恪曾赠诗表示与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相比，他更爱《天桥》：“海外林熊各擅场，卢前王后费评量。北都旧俗非吾识，爱听天桥话故乡。”此外，他还有多部作品问世，如剧作《西厢记》《大学教授》，与莫里斯·科利斯合作的《慈禧》等，都在海外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热议。

　　◎ 一出中国戏引发“中国热”

　　熊式一恐怕一生都不会忘记1934年11月28日，《王宝川》首演的那个夜晚，这部剧让西方世界的观众大开眼界，巨大的中国刺绣挂毯、中式刺绣服装、新奇的对话和故事魅力，以及陌生而有趣的戏剧传统，让全场观众在剧终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英国的评论家盛赞这部具有中国风味的英文剧，“是一项伟大的创新，一个文学事件，使公众对中国的戏剧从一无所知到有了新的了解。”熊式一也希望通过戏剧，借助剧场这一深具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为西方观众介绍中国及其文化历史。自然，这部剧成功地引发了一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热潮。

　　对于《王宝川》的改编，使之成为符合西方人审美趣味却带有中国独特韵味的英文戏剧，暗含了熊式一试图塑造一个既正面向上又符合国际想象的中国形象的文化态度。《天桥》的写作也是出于熊式一认为西方人对中国近几十年的趋势、历史、人民的生活状况相当隔膜，希望写“一本以历史事实、社会背景为重的小说，把中国人表现得入情入理”。在叙事中，他以现代眼光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对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及其现代性开拓。

　　◎ 异国他乡救亡与启蒙的交织

　　20世纪30年代，中国抗日战争爆发，英国上空也笼罩着战争的阴云。战时背景下，熊式一等一批旅居海外知识分子的文学活动与文化交流，更增添了一层希望赢得西方国家对饱受日军侵害的中国的同情与支持的意味。他们开始活跃于各种社交场合甚至正式的政治场合，本书用一章的篇幅记述了这段特殊的经历。熊式一参加各种筹款募捐活动、发表演讲，旨在帮助英国民众“认识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让他们看到“对侵略行为的受害者应尽的义务”。

　　熊式一也在教育事业中实践着他对于启蒙的思考。幼年的熊式一熟读四书五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演进，他又接受了充实丰富的现代课程。两种教育在熊式一身上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同时也内化为他独特的教育之思。20世纪50年代，熊式一受林语堂之邀，赴新加坡刚成立的南洋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他希望在既有的院系格局上设定一个双语教育标准，将英语和华文教育同等重视。20世纪60年代，他又赴香港创办清华书院以推促香港的文科教育，力求将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教育相结合。

　　熊式一的一生是一部生动的20世纪离散海外的知识分子心灵史。中西文化在包括熊式一在内的中国作家身上碰撞、交融以至开花结果，而且这些中国作家把中国文化通过他们的作品成功地传播海外，本书为研究这一国际文化现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