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安石仕途成长的道路上，韩琦是他的第一个上级，但这个老上级却不似别人家的上级对后辈晚生“扶上马背再送一程”，而是始终像一块石头似的压在他头上。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进士及第，分配的第一份工作是以秘书郎佥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简称“佥判”，工作地点在扬州。此时韩琦正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因此成了王安石不折不扣的顶头上司。

　　遗憾的是，韩琦对这个新来的年轻人印象并不好。原来王安石虽然已经高中进士，并拥有了一份舒适的好工作，但他却依然醉心于读书，“每读书至达旦”，读起书来就忘记了时间，常常一抬头就将近黎明。于是赶紧稍微眯一觉，起来时往往太阳已高，急忙赶往州府去上班，多数时候都来不及洗漱，所以总是一副邋里邋遢、精神萎靡的样子。韩琦对此很不满意，他是个要求很高的人，史书称他少年时“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韩琦很重视官员的形象，要求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为官要有威仪，首先穿戴就得庄重，偏偏王安石对这些都不在意，因此两个人出现了认知上的鸿沟。

　　韩琦很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有一次他忍不住把王安石叫来，语重心长地劝告他说：“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意思说，你年纪轻轻，应该认真读书，不要自弃。王安石一听，知道上司误解他了，以为他和那些年轻官员一样，“夜饮放逸”，逛花楼，吃花酒，纵情享乐，但他也懒得解释，只随口答应下来。回来后他对别人说：“韩公非知我者。”老领导是不了解我啊！

　　随着时间的流逝，韩琦对王安石的才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议论公事时，王安石经常旁征博引古代的事例典故，虽然显得很有学问，但却让韩琦觉得这种言论迂阔，非常书生气，缺乏实际办事能力。王安石任职期满告别扬州后，韩琦曾收到一份文书，里面有一些生僻的古字都不认识，他笑着对僚属们打趣说：“可惜王安石不在这里，此人颇能辨识难认的古字。”在韩琦的眼中，王安石的能力仅限于此了。

　　后来，韩琦入朝为相十年，扶立了英宗、神宗两任皇帝，有人弹劾他专权跋扈，他干脆递上了辞呈，急流勇退。宋神宗再三挽留，无奈韩琦去意已决，只得签发诏书同意，临别前，他问韩琦说：“您离去后，谁可以托付国事，王安石如何？”原来神宗二十岁登基，颇有志向，早听说王安石的大名，想起用他实施改革。韩琦回答说：“王安石任翰林学士绰绰有余，处于辅弼大臣的地位则不行。”

　　再后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以富国强兵为目标，陆续推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举措初衷是好的，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不少反对之声，其中老领导韩琦的声音格外刺耳。

　　韩琦上疏神宗皇帝说，规定了乡村五等户所借的青苗钱数，户等越高，借钱则越多，但那些富户本身并不缺钱，因此被地方官员强制借贷。而且贷给农民的青苗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这相当于“官放息钱”，政府成了放高利贷的人，“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

　　韩琦的反对一度令宋神宗的思想出现了动摇。王安石大怒，他将韩琦的奏疏拿到为改革而新设置的“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发布于全国。这件事标志着两个人的关系出现了公开的决裂。

　　不久，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以落寞收场，王安石外调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黯然去了南京。熙宁八年（1075），韩琦在家乡相州（今河南安阳）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八岁。听到老领导去世的消息，王安石百感交集。两个人因政治见解的不同，相争多年，如今这一切都成了过去，他提笔写下了《忠献韩公挽辞二首》，称赞自己的老上级“心期自与众人殊，骨相知非浅丈夫”，在诗的最后，他深情地写道：“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露輀。”当年幕府里的少年如今也已满头白发，可惜不能给您送上一架灵车啊！王安石一生以性子执拗著称，人称“拗相公”。虽然老上级韩琦成了他一生搬不动、移不走的绊脚石，但他还是选择了放下。王安石在历史上成为著名的宰相，除了过人的胆量，还因为博大的胸怀。

　　《菜根谭》里说：“东海水，曾闻无定波，世事何须扼腕；北邙山，未省留闲地，人生且自舒眉。”从未听说大海的波浪平息过，北邙山的墓地也不会留下空闲的地方，身外的事为之焦虑无益，且舒展眉头，享受当下。这正是人生的真相，真正让你沉重的不是别人的偏见，而是你内心的执念。唯有放下，释放了别人，也释然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