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明具有创新性，其突出表现是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和勇于接受新生事物的大无畏品格。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精神形态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变革趋势相似，主要历经百家争鸣、三教交汇、理学复兴等三次发展高潮，后浪推前浪，不断更新演进。

　　编者按

　　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本报围绕这一主题，邀请南开大学讲席教授李治安撰文，从中国古代思想更新演进的角度，阐释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和趋势。

　　● 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因剧烈的社会变革而“礼崩乐坏”，“学在官府”的旧秩序被打破，应运而生的是私学和士人。二者的结合，直接孕育了诸子学各流派，并在相互争论诘难中呈现中国思想史上空前的兴盛繁荣，史称“百家争鸣”。

　　儒家学派由孔子创立，“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崇尚礼乐，以仁义为基本范畴，关注人性与教化。儒学偏重“助人君顺阴阳名教化”“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然在当时政坛上难以推行，但在塑造传统社会政治、伦理和社会文化的基本精神方面扮演着主要角色，对后世影响最大。

　　道家创始人老子最早提出道为万物本原，崇尚“道法自然”。庄子更是鼓吹“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追求虚无自在与认识论的相对主义。道家一直和儒家并称，所包含的哲理智慧最为丰富深邃，对哲学及宗教发展影响重大。

　　墨家学派鼓吹“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尚贤说，主张节用及非乐、节葬，推崇“兼相爱，交相利”。墨家注重下层现实，曾经是与儒家对垒的显学。

　　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慎到和韩非，推崇法、术、势，倡导“耕战”和君主专制，主张以君主、国家为中心和尊君卑臣，在列国争霸和兼并过程中大行其道，对建构秦以降皇帝专制中央集权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名家主要分析讨论形名逻辑关系。惠施注重“合同异”，公孙龙强调“离坚白”，其“白马非马”说，颇有影响力。

　　阴阳家试图用阴阳和五行理论去解释世界，用五行相克相生的关系去探寻“五德转移，治各有宜”，曾长期影响着古人的思维方式。

　　自战国初，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成为诸子百家荟萃争鸣和思想交流的中心，而且其兼容并包，不主一家。法家慎到、阴阳家鼻祖邹衍、黄老道家田骈、老子弟子环渊、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和孟轲等，皆在稷下讲学。诸子百家的争鸣和交流，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繁荣，建构起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在很多方面甚至达到后人难以逾越的巅峰。遗憾的是，此局面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去不复返。

　　● 三教交汇

　　所谓三教交汇，是指儒学、道教和佛教在对立冲突中走向交融、汇合。它是传统文化因佛教东来而首次发生的较强反响和内在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儒学独尊的局面，故可称“百家争鸣”之后的第二次思想文化高潮。

　　西汉末，印度佛教经中亚传入中原。由于佛图澄、道安等布道和译经，佛教传播较快。汉明帝时楚王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后赵季龙以“佛是戎神”，虔诚奉信，竭力佑护。北魏文成帝称：浮屠“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佛教趋于鼎盛，胡、汉百姓出家日增，连梁武帝也弃道皈依佛门。

　　佛教传入后引起道教、儒士的较多批评。东汉中后期，民间巫术融汇黄老，推尊老聃，以《太平经》为经典，形成了道教。西晋王浮作《老子化胡经》贬损佛教。东晋蔡谟指责“佛者，夷狄之俗”。宋末顾欢宣传夷夏之别，崇道黜佛。梁范缜激烈抨击佛教的神不灭论。唐太宗明诏道教居于佛教之前。武周又规定佛教居首位。道士傅奕曾上奏除去佛教。韩愈冒死直谏唐宪宗“事佛”而被贬谪。三教的争执冲突，主要集中在“礼敬王者”和“夷夏之争”。儒、道还推助了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等“三武一宗”的灭佛举措。

　　虽经历上述交锋冲突，时至唐宋，儒、佛、道又在争辩中彼此影响，互相吸收，逐渐趋于三教的通融合汇。

　　佛教充分肯定儒学的纲常伦理，用“仁、义、礼、智、信”去解释“不杀、不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宣扬“有助王化”。佛教还形成各有教义的本土化宗派，如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和密宗等。各宗派大多吸收儒、道精神，概以人人都有佛性，顿悟即可成佛为特征，打破夷夏藩篱，完成了适宜民众接受的佛教中国化。

　　为和佛教抗衡，道教和儒学不得不吸收佛教的营养。道教不时采纳佛教元素，创建自身理论体系及教规，尤其是金元全真道标榜“三教合一”“兼而修之”，实现以内丹术为主的信仰革新。儒学也吸收佛、道精华，完成向理学的转型。不少儒士出入儒、释、道，成为三教通融的先驱。即使抨击佛教的韩愈，其道统说和复信论也曾吸收佛教的法统及心性学说。

　　确切地说，“三教交汇”就是儒、佛、道和而不同，和谐共存，各有擅长，“相资为美”，以各自文化功能实现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从不同层面汇合成为唐宋以降传统思想文化的整体。

　　● 理学复兴

　　孔孟儒学大半停留在伦常道德的总结，两汉儒学杂入阴阳家等，鼓吹“天人合一”和“究天人之际”，其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基本囿于“天地父子生成图式”。儒学哲理提升的历程，大抵是在佛、道的刺激下实施的。魏晋玄学最早以《老子》《庄子》《易经》三玄改造儒学，解经求义，算是儒学哲理提升的先声。然而，最终完成复兴儒学及其哲理提升，无疑将仰赖宋明理学。换言之，今日人们看到的儒学，并不是孔孟时代的儒学，而是扬弃汉唐经学之后的程朱新儒学，亦可称理学复兴。

　　周敦颐撰《太极图说》，吸收佛、道的宇宙生成论和哲学思辨，解说天地万物。他认为无极是宇宙的本原，太极由无极所派生，太极动静而生阴阳，阴阳生成五行，五行造化万物。他还由天及人，阐发心性义理，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论基础，堪称系统提升儒学哲理的“开山祖”。

　　程颢、程颐认为，“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先有理后有物。人伦道德和纲常之礼，就是天理，甚而主张“性即理也”。还提出“格物致知”“穷理”等。二程批评佛学又吸纳其义理，初步完成儒学的哲理提升，使之向理学嬗变。

　　朱熹构建的理学体系包括理气论、心性论和格物致知三部分。理气论以理为“形而上之道”，气是“形而下之器”，天理为“仁、义、礼、智之总名”。心性论主张“性只是理”。格物致知表现为“即物”“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豁然贯通”三步骤。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系统地完成了理学的哲理升华。

　　陆九渊受禅宗“即心即佛”等影响颇大，自称是“剥落”物欲的“简易”之学。他认为道德意识也是理，“心即理”。其认识论途径为“收拾精神，自做主宰，万物皆备于我”。王阳明早年对佛、道颇感兴趣，提出良知即天理、“心外无物”“良知”“乃天命之性”“天下无性外之理”等命题，以深刻的理论探索及实践色彩，集心学派之大成，同时把儒学的哲理升华推向完美。

　　如果说“三教交汇”是儒、佛、道从冲突并立到“相资为美”的思想文化繁荣，作为第三次繁荣的理学复兴，既是对早期儒学的更新，也是弥补与佛、道的差距，最终完成了儒学哲理层面的升华。同时，朱熹倡导“明天理”“捐去物欲”，王阳明身体力行，既“破山中贼”，更“破心中贼”，朱陆二学“同植名教，同扶纲常”的治世功用，愈为凸显。哲理升华与政治哲学并茂，重新造就了理学在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

　　概言之，数千年来的思想文化在多元兼容中发展繁荣，在碰撞争鸣中升华更新。即使是第三次高潮之后，依然能够看到它的精彩尾声，那就是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近世启蒙思想横空出世及其对宋明理学的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