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老舍先生的书，发现他把作家称为“写家”。据他谈写作《骆驼祥子》的经过，他说他不喜欢教书，虽然已出版《老张的哲学》《牛天赐传》，但只是教书以外的副业，如果《骆驼祥子》一炮打响，他就打算做“职业写家”。

　　《骆驼祥子》初次在《宇宙风》杂志连载，后出单行本，流传不广。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买到纸型和版权在上海出版后，顿时洛阳纸贵。我在网上买的文化生活版是1941年的版本，不是初版，卖家要价280元，我没讨价还价，马上买到手，到手方知版权页撕掉了。好在旧书如新，内容完整，并不妨碍我阅读。

　　我是1982年读的《骆驼祥子》，是写家大修改后的版本。那时，凌子风正在拍摄电影《骆驼祥子》，张丰毅、斯琴高娃分别扮演祥子、虎妞。电影在鼓楼拍外景时，我碰巧在那里的一个单位实习，还兴冲冲地跑去看。读完小说，我又看了电影，对老舍的这本名著印象很深。那时，我也知道小说有修改，但我是普通读者，不是现代文学研究者，对写家老舍的修改没有深究。读小说，消遣耳，何必认真。

　　读《乔木文丛》，在“谈文学艺术”卷，发现胡乔木对老舍的评论：“老舍的同情还是在人民一边，在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一边。他的作品早期笑的成分多一些，但没有掩盖他的正义感。”对文学，胡乔木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在谈话中还笑着引用《骆驼祥子》的句子：“阮明爱钱，出卖思想；祥子为钱，接受思想。”胡乔木为什么对写家删去的这个情节印象深，随时能背出人物的对话？有趣，有趣。《乔木文丛》这一篇的脚注，说明了版本修改的情况：“《骆驼祥子》初版本有革命青年阮明为考试不及格而出卖同情革命的大学教师曹先生的情节。此人后来又投靠国民党做了官。以后阮明良心发现，他的钱不够用了，又想起激烈的思想。他接受革命机关的津贴，把思想变成金钱。他从事组织洋车夫的工作，物色了祥子。祥子为钱，接受思想。祥子羡慕阮明的奢侈生活享受，结果告密把阮明出卖了，得60元钱。”阮明游街后被枪毙。枪毙阮明的市景是：“哥儿们，给他喊个好儿呀！”因为阮明个子矮，“像个害病的小猴子”，看客们不过瘾。脚注又说：“1955年1月出版单行本，作者作了重大修改，上述内容尽行删去。”我在1982年读的版本，正是1955年的删节本。所以，我不会知道小说里有阮明其人，小说很大的一节内容，只存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版本里。最近发现一本新书的介绍，书名《北平的洋车夫》，约略知道1929年的北平洋车夫曾举行大罢工，起因是公共交通电车的开通营业，抢了洋车夫的饭碗。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西方国家遇到的事，近代中国也遇到了。《骆驼祥子》里阮明和祥子的交集，应该就是这一段历史的文学化。在初版本里，祥子、阮明都是悲剧人物。阮明组织洋车夫造反被枪毙，祥子失业，虎妞难产死亡，祥子靠给红白喜事的主家打旗幡挣点零碎钱来维持生活。祥子还嫖娼，在西直门外的土妓馆鬼混，传染性病，最后悲惨地结束了可怜卑微的一生。

　　老舍是苦出身。从他的散文《我的母亲》里，我们就能看出他小时候成长的家庭环境。出身，决定他同情不幸者的品质；出身，塑造了他的平民情怀；出身，使得他不把文学创作看做是什么上等人的职业，而看做是“干活儿”，与士农工商没有区别，干活儿的人是“写家”。他表扬张恨水每天写三四千字，为自己的同行喝彩。他看见开作家书屋的姚蓬子没有一块平稳的砚台而叹息。据新中国成立后和他在一个文艺单位工作的邓友梅回忆，老舍关心天桥旧艺人的生存状况，提议把一些有绝活儿的艺人组织起来，在新社会为这些生活无着的可怜人分一杯羹。话剧《茶馆》写了那么多形形色色不同历史时期的北京人，剧中的焦点是，历朝历代都是顺民的王利发，为什么一直没有安稳的营商环境？老舍剧中隐藏的问题，实质上是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史，是动荡的中国社会在一个嘈杂的茶馆里的折射，是平民百姓对乱世的控诉。

　　老舍著作等身。我读过的，只是他著名的《骆驼祥子》和《茶馆》，还有几本谈创作的集子，一册散文选。人艺的《茶馆》，于是之时代的我看过两次，新版的看过一次，谢添导演的电影《茶馆》也看过。电影把原作的浓度稀释了，但也有自己的特色。我喜欢老舍对老北京生活的回忆和描写，他的带有风俗志意义的散文，是亲历亲见，是有情感贯穿其间的怀旧之作。谈北京人怎么过春节，逛庙会，他和梁实秋写的同类散文一样，都是老一辈北京文化人对传统的尊重和留恋。但是，我不喜欢老舍“油腔滑调”的文字表达。他惯于自嘲，有时做出穷酸潦倒而实质并不潦倒的样子，老是自我作践，不知为什么？

　　文学界有所谓“京味小说”，研究这类小说的文章，出版这类小说的书籍，都把老舍的小说排在首席，举老舍为地域文学的代表。老舍的小说确实有味，但已是旧时月色旧时味。“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一处。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菜饭。玩鸟的人们，每天在遛够了画眉、黄鸟等以后，要到这里歇歇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