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典诗歌的理解和把握绝非易事，我们读杜诗，理应下慢功夫，细加体会。

　　要深入了解一位作家，不但要从他的作品出发，还要进而去探究他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大时代背景。

　　杜甫的《春夜喜雨》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此时的杜甫，刚刚经历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由陕入川，在成都浣花溪畔卜居，这就是闻名后世的杜甫草堂。他亲自耕作，种菜养花，心情逐渐平和安宁。适逢一场及时春雨，杜甫写下了这首诗，表达了他在彼时彼刻内心的喜悦。而在《中国诗词大会》的一期节目中，嘉宾蒙曼对《春夜喜雨》中“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场景这样加以形容：“很火红啊，火辣辣的，连火锅的味道都出来了。”对此，北大诗歌研究所特邀研究员、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孙绍振认为，这种戏说是对诗圣的亵渎，简直风马牛不相及。

　　由此可见，对于古典诗歌的理解和把握绝非易事，不可儿戏，更何况是被前人定评为集大成的诗圣杜甫。我们读杜诗，理应下慢功夫，细加体会。要知道诗圣本人可是“读书破万卷”，方才做到“下笔如有神”。

　　如何理解杜诗，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他的著作《杜甫十讲》，从内容上看叫做《杜甫诗歌十讲》似更为妥当。此书部分内容虽然来自《杜甫诗歌讲演录》，仍不失为一部解读杜诗的佳作。

　　我们读诗，常常只关注诗歌本身，对于诗的背景往往不加注意，因此理解得不够透彻，甚至有时南辕北辙。要深入了解一位作家存在的意义，不但要从他的作品出发，还要进而去探究他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大时代背景，因为任何经典作品，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与缩影。莫砺锋对于杜诗的背景极为重视，读者在第一讲“慈恩寺塔上的抒怀”就可以领教到这种几近钻牛角尖的执著。他下的就是慢功夫，看似笨拙，无关宏旨，其实不然。

　　阅读史稍微丰富一点的读者都读过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只是少有人注意到这是一首“同题共作”诗。诗中的诸公指的是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杜甫和他们共五人都写了同一个题目的诗，这就是所谓的“同题共作”。莫砺锋认为“同题共作”的意义在于为我们分析古代作家、作品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视角。“同题共作”有助于在共性中认识每个人的个性，以及他们的个性是如何表现的。没有比较，就很难得出一个公允的结论，而这一点常常被我们所忽视。

　　就这首“同题共作”来说，这五人经历了科举不第的失意，相约结伴出游，写下了这组诗。这组诗不同于一般的应酬之作，充满真情实感，除了薛据诗作散佚之外，其余全都保留到现在，为我们研究杜甫提供了绝佳的参照文本。后世不断对这组诗加以品评，众说纷纭，不过大多公推杜诗第一，岑诗第二，高诗第三，这种观点也得到了莫砺锋的认同。

　　此诗作于天宝十一载秋天，但莫砺锋将目光投向了此前几年的天宝五载，这种不拘泥于诗作具体时间，对诗作背景加以着意考察的做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诗作本身。正是这一年，杜甫满怀希望来到长安，他在长安的经历，《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是这样写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日子过得实在没有尊严。此时李林甫把持朝政，排除异己，唐玄宗业已老迈昏庸，不再是早期明主的英姿勃发与锐意进取。书中通过对诗人写作背景的交代，令读者得以知道写这组诗前，不仅仅是杜甫，其余四人也是或沉沦下僚，或闲居度日，或功业不成，五人共同的心境都是失意。

　　在这样的情况下，其余四人在“同题共作”中，只把目光投向眼前，所写的诗都与佛教有关，其中夹杂有逃避现实的想法。高适说“香界泯群有，浮图岂诸相”，岑参说“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杜甫却说“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他的忧并不只为自己，而是超出自我的狭小范围，也因此迥出诸人。杜甫念念不忘的是国家的前途，在莫砺锋看来，杜甫的感受是最真实的，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

　　此外，莫砺锋对于杜甫诗歌情景交融的重视，对于杜甫以赋为诗的讲解，对于杜甫绝句地位的再认识，都给读者以有益启发。这本书从诗歌分析入手，联系唐诗创作的社会大背景，探索一代诗圣杜甫的精神世界。在莫砺锋的解读之下，杜甫诗歌的精彩之处一点一点清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读过这本书之后，相信你能够对这位著名诗人的精神世界和他所处的时代，有一个系统而直观的了解，从而也能对杜甫留给我们的丰富诗歌遗产，在文字审美之外增添更深刻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