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英会》是我国最优秀的古典名剧之一。此剧历史悠久，人物于史有据，内容于书有依，舞台呈现于戏有源，伴随京剧艺术的兴起、发展历程，源远流长，传唱不息。

　　早在公元1790年，三庆、四喜、和春、春台等四大徽调班社先后进京，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徽汉合流和皮黄交融，完成京剧艺术的嬗变历程，各个班社争相编演新戏，三庆班推出代表作《三国志》，共计三十六本，其中的八本《赤壁鏖兵》，就包含《群英会》。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名伶“十三绝”画像，程长庚饰鲁肃，徐小香饰周瑜，卢胜奎饰诸葛亮，均是此戏中的重要人物。卢胜奎还是《三国志》的编剧，只是他的扮相取自年代晚些的《雍凉关》（一说《战北原》或《空城计》）。

　　● 名剧与古典文学名著

　　《赤壁鏖兵》的剧情内容，见于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至第五十回。

　　戏曲与文学名著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在中国戏曲史上，优秀的戏曲作品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跻身文学名著的行列；二是在文学名著成书之前，相关的故事和人物已经在戏曲和说唱文学当中流传，戏曲为名著的诞生提供了素材；三是许多戏曲作品改编自文学名著，用戏剧再现了名著中的场景和情节。《赤壁鏖兵》乃至《三国志》等戏与《三国演义》的关系，兼具后两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可谓书出之于戏，戏又出之于书。

　　《三国演义》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也是长篇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全称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旧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意指对陈寿编撰的史书加以通俗的演述。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取材于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的历史，素材来自两方面，一类是史书，一类是民间和文人关于三国故事的创作，后者在民间久有流传，隋代的文艺表演中已有“三国”的节目，据杜宝《大业拾遗记》载，隋炀帝看水上杂戏，就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内容。唐朝李商隐《骄儿诗》中，可以看到用三国人物作为笑谑的材料。宋元时代，三国人物已由民间艺人带上讲台或舞台，北宋“说三分”（即说三国故事）是“说话”中的独立科目之一，出现了专说“三分”的著名艺人。金院本、元杂剧也常常搬演三国故事，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曾载有《赤壁鏖兵》等多种金院本剧目。现存元杂剧“三国戏”剧本十种，仅存戏曲或剧目的有二十余种，其中有《七星坛诸葛借风》等。还有元明间无名氏作家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许多特点与元杂剧相近，有《诸葛亮火烧战船》等多种。徐扶明在《元代杂剧艺术》一书中指出：“众多的元杂剧剧本，对一些明清小说的创作，也提供了初步基础。比如，《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连环计、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博望烧屯、诸葛祭风、赤壁鏖兵、单刀会、白帝城托孤、五丈原之类的情节，在元杂剧的三国戏中都已具备了。《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大约元末明初人）又是杂剧作家，写过《风云会》《连环谏》《蜚虎子》杂剧。那么，他编写的《三国演义》，曾参考他所熟悉的元杂剧中的三国戏，这是很自然的事。”

　　名著成书以后，思想内容和情节人物都比以前的民间文学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戏曲在发展中又不断从这些名著取材，由此《三国演义》生发出新的“三国戏”。在陶君起编撰的《京剧剧目初探》（1963年增订本）中就记载了155种“三国故事戏”。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叙述了百年的历史，描绘了众多的人物和纷繁复杂的事件，通过惊心动魄的政治、军事斗争，塑造了一批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运用生动的细节描绘，凸显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并以各自不同的言行显现出来。如在赤壁之战的描写上，《三国志》记赤壁之战极为简略，而《三国演义》以七到八回的篇幅把战争场面渲染得波澜壮阔，淋漓尽致。胡适《三国演义序》说：“此书中最精彩、最有趣味的部分在于赤壁之战的前后，从诸葛亮舌战群儒起，到三气周瑜为止。三国的人才都会聚在这一块，‘三分’的局面也定于这一个短时期，所以演义家尽力使用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打破历史事实的束缚，故能把这个时期写得很热闹。”龙虎风云，群英聚会，也引发了戏场的“热闹”与精彩。

　　● “午夜挑灯修史剧”

　　《三国演义》问世以后，带动了历史小说的创作繁荣，同时戏剧、曲艺等文艺形式也以《三国演义》内容为题材，进行了大量创作和改编，“三国戏”更是步入了“戏出之于书”的阶段。从书上文字转化为舞台艺术形象，第一步是编撰一剧之本，为此先后有两位也是两代京剧前辈艺术家功不可没。

　　第一位就是“十三绝”之一、被誉为“活孔明”的老生演员卢胜奎。他原本出生于仕宦之家，曾在北京的衙门中任文书之职，因喜好京剧，初以票友身份演戏，后被程长庚约入三庆班协助编排新戏，班社中人因他能创排整台的大戏，故而戏称“卢台子”。他熟读史书，精于文学，通晓戏场，在编剧手法上能够突破传奇剧目的陈规旧制，编出的本子容易整场排演，因此得以流传。他编写的《三国志》连台本戏，经他和程长庚、徐小香、钱宝峰、杨月楼、黄润甫、刘赶三等名角演出，轰动一时。剧中，从曹操挥师南下到败走华容一段，包括《舌战群儒》《激权激瑜》《临江会》《群英会》《横槊赋诗》《借东风》《烧战船》《华容道》八本，合称《赤壁鏖兵》。后此剧的手抄本被送给班社中的老生演员周长山。

　　1878年，卢胜奎56岁，在北京宣武门外桐梓胡同萧家收了一名新生儿为义子，赠名“长华”。当时其恐不会想到，正是此子多年后让他的传世之作长葆风华，成就了一戏融入两代人心血和才智的佳话。

　　萧长华九岁入私塾读书，两年后投师学艺，先学老生，后工文丑，曾搭过当时许多名角的班社。1902年，与名小生王楞仙合演《群英会》，饰蒋干，即“深得赞许，声名日重”。1904年，应喜连成科班主持人叶春善之聘，出任总教习，“除教丑角外，生、旦、净行各戏也都教授”。1907年，准备给头科“喜”字班的学生排演《赤壁鏖兵》，因从周长山先生手里得到的抄本不仅不够完整，而且残缺不全，于是担负起了修复整理的重任。他把整理过程中所做的工作，归纳为“攒”“择”“补”“改”“删”五个字，包括收集资料、填残补缺、清理头绪、剪裁枝蔓，基本概括了整理传统剧目──尤其是优秀传统剧目的主要内容。

　　以“攒”字为例，就是遵效卢胜奎先生的做法，以《三国演义》为据，把东一片西一片的旧本子拼凑在一起，一场一场地攒起来，然后参看书文，逐字逐句地核对订正，主要是顺复本子的原来面目，校讹正误。由于面对的是手抄本，当望着模糊或缺失的字迹生疑时，只能多方思索，请教，印证，而不能主观臆测，草率从事。

　　整理工作过程中，还贯穿着一个“透”字。首先是对于历史、演义、戏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有透彻的了解。“三国”有正史、演义，“赤壁之战”在《三国志》等史书里有记载，演义的大关节目和许多故事与史书相符，然而又不尽相同。舞台上的三国戏，十有八九是遵袭演义而来，《赤壁鏖兵》也不例外，假如一丝不动地搬演历史，戏就必定会没戏。像这样既见于历史、又见于演义的剧目，已经在历史的基础上大大有所丰富，如萧长华先生说的“虚实相生，变化无穷，有引人入胜之处，有耐人寻味之笔”，而且舞台上的演出，又已脍炙人口，只要不违反历史真实，就不必勉强它还原历史。

　　再有就是依书作剧，首先是“吃透”书，然后才有“吃透”戏。以孔明和周瑜两个历史人物的关系为例，剧中周瑜一再要杀害孔明，是孙刘阵营内部矛盾在特定条件下的表现，萧长华认为不能仅仅把他归结为胸襟狭隘，不能容人，而是“各为其主”的政治斗争，周瑜对孔明的嫉妒之心，也是从虑及国家大局而生的，起初未尝不想把孔明顺说过来，只为顺说不成，才心存谋杀之意。为此，他在“激权激瑜”一本戏里，增加了周瑜命诸葛瑾顺说孔明的一场戏，为“雄姿英发”的“三国周郎”补上了画龙点睛的一笔。

　　多年后，萧长华老先生在《午夜挑灯修史剧》一文中，回顾了当年倾心尽力修订剧本的情境：“做这项工作，白天没有我的时间，不能耽误学生们的功课，就在晚上进行。（当时住在科班）每到夜深人静，学生都已入梦，我一人摆起炕桌，点上油灯，盘腿而坐，面对书文剧本，就一字一句地琢磨推敲起来……每晚，歇笔时间早在三四点钟，迟则通宵达旦……有时实在困惫，坐在那里，不觉握管伏案瞌睡起来，待等醒来，常是晨曦已照窗棂，残蜡流成一堆，墨笔按在纸上留下一记黑印儿。若逢数九，屋中无火，就与孤灯为伴，有时凝神思考，北风夺孔袭入，竟忘寒凉……”

　　著名剧作家范钧宏就此文撰写“读后散记”，除了对整理、订正的观点方法及成效高度评价之外，还有感而发：“萧老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那种不图名、不图利的精神，那种‘要对得起先人后辈’的横劲儿，却不能不使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受到极大的感动、鼓舞和鞭策。”

　　萧长华先生对《群英会》一剧的贡献，还有向喜（富）连成科班先后几科学员传授各行角色，“说全堂”。1957年拍摄电影《群英会·借东风》，他担任艺术指导，参演的大师、名家几乎都是他的学生，他自己则先后在舞台和影片中精心塑造了蒋干的经典形象，成为后学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