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创了于方志中特表士族传统的乾隆《永清县志》中，尽管依据正史、家传、墓志、选举册等史料整理出23支士族的世系，但面对大多数家族谱牒荒略难考的现状，章学诚仍然不禁感慨道，“大河以北，风俗简朴”“谱牒之学，缺焉不备”（《永清县志·士族表》序例）。类似的局面，无论是吴汝纶编撰《深州风土记》的同治光绪年间，还是许同莘撰写《河朔氏族谱略》的20世纪30年代，均未有显著的改观。随着家谱的学术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各种目录、资料选编等文献相继整理出版，北方家谱的概貌也逐渐明晰。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在《中国宗谱研究》（1981年）中，列举了日本公藏机构的清代河北族谱目录31部。在《中国家谱综合目录》（1997年）及《中国家谱总目》（2008年）等书中，所统计的公藏河北省家谱目录信息则更为丰富。冯尔康先生主编的《清代宗族史料选辑》（2014年），从近40种清代直隶地区族谱中辑录了大量文字资料与图像资料，北方家谱缺焉不备的传统印象因之也大为改观。北京燕山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由孙爱霞、任吉东主编之《京津冀家谱》，选取了清代、民国时期京畿家谱40余种予以影印，对中国家谱的历史研究而言，不失为一次京津冀样本的集中展示。

　　《京津冀家谱》首先体现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移民家族修谱的普遍性以及土著家族谱牒的相对稀缺。以几世能文、一门风雅的文学世家任丘边氏为例，其所能追溯的最早有明确生卒信息的祖先，是“明永乐初从军，以功授昭信校尉，世袭百户，赐田三百亩”的三世祖边复初，可见即便是声称世居的望族，其家族发展的关键性时刻其实还是与明初北方地区的宏观整体历史脉络息息相关的。同理，我们在移民家族的谱牒中也能看到大量明初永乐年间迁入定居的祖先故事，其中既有广为人知的山西洪洞移民，也有同因明初“迁大姓实畿辅”政策而来的山东登州、莱州、沂州等地移民，另外还有一批随明成祖北上征战的浙江山阴、余姚等地移民。与明初的军事性移民不同，明末清初则多为因宦、因商而移民者，且大多集中在京津一带。正如民国时期许同莘所言，“北方各县，自永乐以后，民皆土断，迁徙者渐少，唯大、宛两县为辇毂所在，京朝官著籍于此者，无省无之……天津盐商，亦多南方人。乾隆间，水西庄查氏煊赫一时。严范孙先生之先，亦浙人而业鹾，遂籍天津，此其尤著者也”（《河朔氏族谱略》）。

　　《京津冀家谱》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则是其所影印的家谱大部分均刻印版行于清光绪至民国时期。晚清近代北方家谱编修的日趋繁荣，一方面与政、学、军、商等各界新旧精英群体的积极参与有关，也反映了近代社会思潮对于谱牒编修的影响。身为吴汝纶的弟子，武强贺涛对于徐世昌在致力于推动新政的同时，“汲汲然以纂辑世德为急务”予以高度赞扬，认为“非施于家与施于国者异也，将变所趋，必定所守”（《书天津徐氏族谱后》）。其子贺葆真在为《文安王氏宗谱》撰写谱序时，不仅延续贺涛之主张，坚持“欲维世道，固其国而奠其基，必自保族始”，而且以“戚姻及诸朋好凡累世读书者曷尝无谱”的亲历亲闻，再次反驳了“大河南北士大夫之家多无族谱”的旧说。徐世昌、贺涛、贺葆真等人的实践与文章表明，桐城派对于近代北方社会的影响，不仅在于学术与政治层面，社会层面也是值得继续深究的议题之一。

　　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常建华教授指出，对中国族谱资料的整理，在编目、提要、选编、影印、考释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还不太完善，需要继续努力。《京津冀家谱》的出版，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维度方面，都为当前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家谱样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