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1894—1961)先生,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昆曲表演艺术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梅兰芳纪念馆馆长秦华生先生评价:“梅兰芳大师一生从事京昆表演艺术,努力继承,大胆探索,善于革新,从所装扮的人物个性出发,运用唱念做舞的艺术表现手段,把众多的古装戏和时装戏中女性形象刻画得细致入微,生动传神,为中国戏曲人物画廊增添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他精彩的表演、迷人的风韵、独特的韵味,构成杰出的梅派艺术,成为中国戏曲艺术宝库中一颗晶莹璀璨的明珠,熠熠闪耀。”而一百多年前,北洋大学毕业生、戏迷俞泽箴(1875—1926),却对青年梅兰芳的表演艺术,有着独家评说。
俞泽箴是俞樾的侄孙、红学家俞平伯的堂叔。他在北京工作期间,有幸多次观赏梅兰芳的演出,并在日记中留下了观感。
1920年10月31日,星期天的午后,在崇文门外三里河识云公所,俞泽箴观看了为吴松云先生祝寿而举办的堂会。“观剧得见俞华庭、徐碧云之《乾元山》,五龄童之《空城计》,俞步兰之《千金一笑》,小振庭、小小楼之《铁笼山》,小桂花之《打花鼓》”,“小桂花、苏斌泰之《小放牛》,福芝芳之《梅龙镇》,杨小楼、钱金福等之《连环套》,程艳秋之《学堂》,姚玉芙之《彩楼配》,王凤卿、裘桂仙之《中牟县》,龚云甫之《徐母骂曹》,陈德霖之《宇宙锋》,侯俊山、崔灵芝、孙佩亭之《连环计》”等。在这次堂会中,他观赏到了梅兰芳与王蕙芳合演的京剧《樊江关》,梅兰芳饰演薛金莲,剧中薛仁贵之女。王蕙芳饰演樊梨花。同时观赏了梅兰芳、姜妙香、徐兰生、李寿山合演的昆曲剧目《玉簪记》。他认为“以《乾元山》《打花鼓》《樊江关》《小放牛》《连环套》《学堂》《中牟县》《徐母骂曹》《宇宙锋》《连环计》为最佳。梅大王之昆曲究不若其皮黄,而姜妙香尤非其选,转不若侯、陈、崔、龚等老伶工之尚存先正典型也”。这是一百年前戏迷的评价,见于先贤的日记手稿中,见仁见智,均可理解。朱家溍先生曾说,京剧演员有本领的都自己要求以昆乱不挡为标准,科班戏要以昆腔打基础。而梅大师偏偏“是由皮黄青衣入手,然后陆续学会了昆曲里的正旦、闺门旦、贴旦”(梅兰芳语)的。这样看来,俞泽箴当时认为“梅大王之昆曲究不若其皮黄”的评价,还是独具慧眼的,印证了梅派艺术也是逐渐成熟、完善,达到艺术最高境界的。
事隔三年后,在郭则澐、俞琎夫妇假座钱粮胡同聚寿堂举办的堂会演出中,俞泽箴再次观看了梅兰芳、李寿山、姜妙香、徐兰生原班人马演出的《玉簪记》之《问病》《偷诗》,这次观剧除了客观记录,没有留下评论,也没有与当日演出的众多名家进行比较,可以想见,这一次的演出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
1920年11月13日晚,郭则澐夫人俞琎在北京前门外的第一舞台,即最早建立的舞台式剧场,请娘家长辈亲戚观剧,堂叔俞泽箴记下了当晚所观剧名,“为朱幼芬之《泗州城》,武艺绝佳,次为谭小培、黄润卿之《南天门》,王凤卿之《昭关》,陈德霖、王又宸、裘桂仙之《二进宫》”,压轴是梅兰芳、李敬山、姚玉芙、姜妙香合演之《二本虹霓关》,压大轴是杨小楼的《恶虎村》。
1921年1月22日晚,俞泽箴与庞敦敏、冯织文夫妇等五位南方老友至新明大剧院观剧。庞敦敏是细菌学家,冯织文是早期的妇产科医生,他们又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的表兄、表姊。那一晚,除了观赏“李小山之《浣纱记》,王蕙芳、朱素云之《胭脂虎》,龚云甫之《三进士》……王蕙芳、王凤卿、龚云甫之《回笼鸽》”外,还观赏了梅兰芳的昆曲《思凡》,以及梅兰芳、王凤卿合演的京剧《打渔杀家》。自1919年,梅兰芳就与余叔岩合作,演出《打渔杀家》。后来,又相继与王少亭、周信芳、马连良合演过此剧。而与王凤卿合演《打渔杀家》,尚属比较少见的合作。
1923年2月11日,又是星期天,晚饭后,俞泽箴与堂弟等人再次往第一舞台观剧,观赏程艳秋、陈德霖、龚云甫、王又宸之《四郎探母》,梅兰芳、杨小楼、王凤卿之《霸王别姬》等,居然看到夜半四时许方才返回寓所。《霸王别姬》是梅派最具代表性的名剧之一,1922年2月15日,他们在北京第一舞台首次演出该剧,梅兰芳饰演虞姬,杨小楼饰演楚霸王项羽,王凤卿饰演韩信。一年后,俞泽箴等终于观赏到了这部剧目。俞氏兄弟居住在北京,真是近水楼台,得天独厚。
1923年8月24日,俞泽箴应堂侄俞平伯约请,同到新建的真光剧场观剧,主要有“朱桂芳之《蟠桃会》,诸茹香、程继先之《马上缘》,郝寿臣之《青风寨》,王凤卿之《取成都》”,压轴则为梅兰芳的昆曲剧目《金雀记》。
在1920年、1921年和1923年这三年间,俞泽箴与亲友或者独自在吉祥、三庆、同乐、庆乐、广和楼、新明大剧院、真光剧场、第一舞台、聚寿堂等处共计观剧、听戏18次,其中多次夜半三四点钟方归。可以说大饱眼福,过足了戏瘾。1924年3月3日晚,俞泽箴还到奉天会馆观看肄雅社昆曲彩排,“返西城寓庐已二时矣”,雅兴不减。
1924年6月30日上午,俞泽箴与堂弟等人在前门看到了梅兰芳之母出殡的场景,“仪仗绝盛,畹华居幄,次有军士四人持枪护随”(日记语)。这种场面让他觉得有点过分,心理上难以接受。或许因为他出身于官宦之家,思想上烙有较深的等级观念。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伶人耳,而猖獗若是,狐鼠跳梁,可胜浩叹。”此后,直至他辞世的两年中,他竟彻底戒除了观剧的爱好,在日记中再未留下相关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