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是一个人思想、交友及日常生活的记录，而文艺家身为文化名人，能够广泛参与社会活动、思考社会问题，这些在日记中会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所以日记无疑是了解和研究革命文艺家以及革命历史的重要资料。阿英的《敌后日记》主要记录了他从1942年进入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到1947年解放战争即将转入反攻时期的经历（书末的《另一卷》是阿英1949年4月到1949年9月在天津、北平等地生活工作时所写），日记跨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以“革命者+文艺家”的双重身份视角真实展现了根据地广大军民与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军队斗争的历史。

　　阿英，安徽芜湖人，原名钱德富，又名钱杏邨，笔名有阿英、钱谦吾、张凤吾、张若英、魏如晦等，著名作家、批评家、剧作家，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与蒋光慈等人组织发起“太阳社”，倡导“革命文学”，编辑了《太阳》月刊、《海风周报》等刊物。1930年加入“左联”，与鲁迅、夏衍等人共同被选为执委会常委，又任中国左翼文化同盟常委。在上海从事文艺救亡运动期间，创办《救亡日报》，任《救亡日报》编委，《文献》杂志主编。上海沦陷后，他冒着危险保存了方志敏同志遗稿等资料，为保存党的重要革命文献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市文联主席，兼任《民间文学》主编。

　　《敌后日记》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真实展现了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和军民一心、奋勇抗敌的风采。1943年4月9日，阿英前往八滩战场搜集战斗遗闻轶事，据一小号兵言，“彼曾在此相距仅丈地，吹冲锋号十四次而不能进。连长牺牲即在此，其血迹现犹滞于此小号兵之腰际也”；战斗遗址也处处透出肃杀惨烈，“门前土上有血迹三四，亦成黑色，细视之，俨然人形，我战士之血也”。战争的残酷丝毫没有让广大军民退缩，反而更加团结去抵抗侵略。阿英1943年4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侉庄一白须老者，在敌军来袭时没有逃避，面对敌人的威逼拷打，始终咬紧牙关，没有透露我军消息，“敌向其问我军，老人曰无。追问，不答。敌吊击之，仍不答。敌乃毁其坛罐缸缶，仍不理。再打，还是不理。最后毁其室，亦不告。敌无可如何也”。

　　1942年至1943年冬，是苏北地区抗战最为艰苦的阶段，日军屡屡进犯，多次对淮海区和盐阜区发动大规模“扫荡”。1942年9月12日，阿英前往阜宁平倭碑遗迹考察，到达公园后门，“以隔水不能渡”，至前门，又因桥断不能入，后又前往西街、寿安寺、北街等处，皆是颓垣断壁，“县署前后数千百步，尽成一片瓦砾场。仅有一二树木，尚青荣其间，茫然无知。仲华就县署旧址，告余若为大门，若为客室，若为厅堂，若为花园……而今则一无所存，但余瓦砾”。此外，日记中还记录了敌人在扫荡期间对无辜平民肆意烧杀抢掠的暴行：“敌伪已来弶港两次，渔民被劫现款，达数十万。昨晚仍不敢家居，分散四方野田中”“最可怕之纪录，为十六名敌轮奸一女子……吴集一带，强奸之事犹多，自十三岁至六七十岁妇女，少有免者。”这些文字真实还原了鲜活的历史现场，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在歌颂了根据地军民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同时，揭露了日军的滔天罪行，为我们了解那一段历史岁月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口。

　　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与军队政治部对全部宣传事业、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作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指出：“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因为根据地建设急需文化干部，阿英于1942年7月来到当时的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停翅港开展工作。在阿英到达军部后不久，还有一大批文化名人欲来，如彭康、范长江、夏衍、于伶等，著名画家胡考在香港沦陷后，“取道韶关，经金华、衢州返沪。上月由沪动身，约一个月始抵此。计自离港，以迄到达军部，共凡行九个月”，可谓一路艰辛。为了妥善安置各界文化人士，中共华中局决定在距离停翅港一公里左右的卖饭曹村成立“文化村”，供文化人士相互切磋以及和军队的文化交流，促进根据地文化建设，为中国抗战文艺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2年10月，陈毅同志邀请阿英、彭康、范长江、黄源等文化人士，联合当地士绅庞友兰、杨芷江等人发起成立“湖海艺文社”，阿英在1942年10月27日至11月3日的日记就记录了艺文社筹备成立的详细过程。日记全文收录的《湖海艺文社缘起》中表达了艺文社希望团结文艺界人士的期盼：“海内爱国人士，具有抗敌观念，愿缔翰墨缘者，莫不竭诚欢迎，以求精神之集合，以求学术之发扬”，阿英起草的湖海艺文社《临时社约》中更是旗帜鲜明地规定：“凡愿以艺文为抗建服务……得为本社社员……有破坏抗建行为，经检举证实，本社同人亦共弃之”，表明了艺文社的性质和立场是为抗战服务，为抗战吸收培养人才。在陈毅同志的关怀下，湖海艺文社在抗日烽火中不断发展壮大，在团结文化人士抗战，鼓舞军民抗敌斗志以及宣传党的政策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阿英以“革命者+文艺家”的独特视角写下的《敌后日记》，既有根据地艰苦岁月的展现，又有日常写作、参与文化活动的记录，作者的生活琐事、家庭变故等亦贯穿其中，呈现了知识分子在时代风云跌宕中的心灵历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比回忆录更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阳翰笙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现实的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