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2日,我为《文汇报》“笔会”副刊写过一篇散文《刻在心上的故事》。文中主要忆及我少年时从《人民日报》文艺副刊“战地”(“大地”副刊前身)上,读到一位景颇族老阿妈因为不识字,用一包干竹叶包着一小段竹根,作为自己入党申请书的故事。这位老阿妈告诉党组织:“竹根代表我的心,用竹叶包起来交给党组织,表示我的心、我的生命,全都交给了共产党。”这个质朴的故事让我过目不忘,近五十年了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我在这篇散文开头,顺便讲到了自己从少年时开始阅读报纸副刊的经历:少年时在胶东,每到年关,父亲会从集市上秤回几斤旧报纸用来糊墙,把平日里烟熏火燎的屋子糊得四壁如新,亮亮堂堂地迎接新年。这些旧报纸,除了《人民日报》《大众日报》这样的大报,还有一份四开的《大众日报》(农村版),家乡百姓称之为“小大众”。帮父亲糊墙时,我会特意把有副刊的一面朝外,糊到离炕头近的地方,以便随时阅读。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阅读报纸副刊的。
那时候,《人民日报》文艺副刊还叫“战地”,散文、诗歌、杂文、版画、剪纸,应有尽有,偶尔还会刊登带有简谱的歌曲。正处在如饥似渴、求知欲旺盛的年龄,却苦于找不到书本来读,所以我格外“敬惜字纸”,每一面报纸上的文字,我常常读了一遍又一遍,把不少故事和细节真正牢牢记在了脑子里。那位景颇族老阿妈的故事就是这样被我刻在心上的。
青年时代,我是从报纸的文艺副刊起步,一步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最早的副刊文字,发表在四十年前鄂南出版的《咸宁报》“映山红”副刊上。那时我才十八九岁,在咸宁西河桥边凤凰山下读大学。因为爱好文艺,写了不少习作,开始给报刊投稿。大刊物很难上,《咸宁报》副刊倒是给我刊登了不少诗歌、散文和文艺随笔式的短文。当时编“映山红”副刊的是一位中年编辑,我很感谢他的提携和扶掖。每篇小文章刊登后,报社会开给作者五六元钱的稿费,这在当时,对我这样一文不名的穷学生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到报社领到那几块钱的稿费后,我往往会直奔新华书店。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的不少诗集、散文集和外国文学名著,都是用这些稿费买来的。
1983年我毕业后,在鄂南一所县城中学当高中语文教员。这年2月6日,《湖北日报》“东湖”副刊以“东湖新帆”为题,刊发了一辑青年作者的诗,其中有我的一首《清亮的小街》。这期副刊还专门配发了一篇评论,是武汉一位有名的评论家江少川撰写的,其中有几行文字称赞了我的小诗。这年春节刚过没几天,我一走进学校门口,就远远看见一位老教师扬着报纸冲我喊道:“后生可畏,可喜可贺!”
这位老教师名叫罗祖基,后来调到安徽一所大学里担任历史教授,是一位颇有知名度的历史学家。他是山东大学毕业的,受业于童书业、赵俪生等门下,是童书业先生的得意门生,毕业后在曲阜师范学院孔子研究所从事历史研究,性格耿介,最终“因言获罪”,被发配回故乡鄂南当中学历史教员。我在这所中学当语文教员时,和罗老师同在高中部教研室,成了同事。他是资深的历史学研究者,沦落在偏远的小城中学里,郁郁不得志,碰到我这样对他尊重有加的文学青年,惺惺相惜,遂与我成了忘年交。罗老师对我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习作虽有鼓励之语,却不忘提醒我说:在副刊上发表的东西,只能叫“豆腐块”,切不可只满足于此,而应该立志去写“大块文章”。
从事写作四十多年来,我在报纸副刊上刊发的各类文字,不计其数。四十多年来与我有过交集的副刊,也实难一一列举。而近二十年间始终保持着温暖友情,迄今仍然经常投稿的副刊大约有十来家,其中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就有《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和“满庭芳”。
熟悉新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文艺周刊”是孙犁和他的战友们进城后创办的。“文艺周刊”出版3000期的时候,我写过一篇长文《荷香清且远——孙犁先生的编辑情怀》。3000期,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孙犁先生在天津日报社一直干到离休,曾不无幽默地自嘲说:能让他“登上仕版官籍”并“与他终老此生”的,只有副刊编辑这个身份。新中国副刊史上,“文艺周刊”应该有浓墨重彩的一章,这与孙犁大半生都在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
我虽无缘与孙犁那一代副刊编辑前辈交往,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一直是“文艺周刊”的作者。早在1995年,承蒙编辑宋曙光青睐,为“六一”儿童节向我约稿,我投寄了《儿童诗四首》,每首都不足10行。这组小诗在“文艺周刊”刊发后,旋即被上海《儿童文学选刊》选载,还意外地获得了第15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如今更名为“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2014年,宋曙光从电视节目上看到,湖北有个小伙子,开了一家名叫“百草园”的小书店,在《最强大脑》节目中凭借记忆力挑战“书架检索”。那时,宋曙光已主持副刊工作,他觉得这个故事很有价值,便让编辑从天津打电话给我,让我有机会去寻访一下这家小书店,写写这个小伙子的故事。之后,我遵嘱寻访了这家小书店,写了一篇《小书店之美》。“满庭芳”用大半版刊登了这篇文章。
这件事使我由衷感佩:身为副刊编辑,他们竟然还能为作者留心发现新鲜的故事素材。后来一想到这件事,我就觉得特别温暖和感动。这种编辑情怀,也正是孙犁编辑情怀的传承与延续。
“文艺周刊”和“满庭芳”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看重的文章,长短不拘,灵活采用,只要是生动、鲜活、言之有物的文字,哪怕篇幅长一些,也会视稿件内容和质量,不吝版面。
好的副刊,往往是内容质朴、气韵生动、言之有物、活泼多姿的好文风的提倡者和引领者。副刊文章,最忌华而不实的“悬浮”文风,也应力避不接地气、徒有其表的“文人腔”和充满“AI感”的文字。
1983年,在“文艺周刊”出满1000期前夕,孙犁写过一篇《我和〈文艺周刊〉》,除了谈到他与副刊的因缘,也向副刊编辑提出了几条建议。他认为,办副刊“应该努力办出一种风格来,并用这种风格去吸引作者,影响文坛,招徕好作品”;文艺副刊应该多多“强调现实主义文艺风格,重视有生活、有感受,手法通俗,主题明朗,切切实实的文艺作品”;他还希望副刊编辑,“要经常出去跑跑,联系作者,不要只是坐在桌前,守株待兔”。这些建议,既是孙犁一贯的编辑思想、副刊情怀的表露,也是办好副刊的“题中之义”和宝贵的经验之谈。
(作者系散文家、儿童文学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