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一份报纸,最先映入读者眼帘的,永远是头版新闻,那些重大消息,无疑是报纸骨架和躯干的支点。再看版面设置和内容编排,有人会以为副刊只是报纸的“补白”,发一些新闻之外的“边角料”,如小散文、随笔、诗歌、札记、杂感等,寂寂无闻。但如果回望百年中国报刊史便知,这实在是莫大误解。
时下,日常阅读已逐渐被短视频取代,那么接下来,谈论一张报纸的副刊,首先会面临一个问题:副刊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答案必然是肯定的。
自清末《申报》的《瀛寰琐记》随报附送开始,中国报纸副刊已走过一个半世纪。百年间,报纸编排已逐渐形成固定格局,即新闻占据“潮头”位置,副刊则居于报纸末尾,但谁也不能否定的事实是,副刊虽屈居末尾,起到的却是某种“压舱石”的作用。举凡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几乎都能在报纸副刊找到原始印痕。
尽管人们常把“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挂在嘴边,新闻的时效性也确实具有“招客”的先天优势,但热度过后,便有了副刊一显身手的“用武之地”。副刊潜隐于报纸深处,不显山不露水,烟火与世态共存,情趣与哲意并置,赋予报纸温润动人、启智醒脑的内核,自带“留客”的深厚底蕴。百余年时光流转,媒介环境历经更迭,报纸副刊的独有魅力依旧不曾消散。若论报纸副刊往昔的繁盛,《申报》副刊“自由谈”可为典型一例。1932年底,年轻编辑黎烈文接手“自由谈”,一改风花雪月的旧格调,吸引一批进步作家聚集靠拢。鲁迅先生当年以数十个笔名推出大量杂感与小品文,后结集为《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筑起碑石,光耀史册。与此同时,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瞿秋白、顾颉刚、叶圣陶、唐弢等著名作家、政论家、史学家,也纷纷集结于副刊,竞相绽放笔墨芳香,使景色焕然一新,传为美谈。
报纸分正报与副刊,称“副”并不因其分量“轻”,它所蕴含的文学之美、哲思之妙、知识之丰、生活之趣,实则“千斤”,地位可谓举足轻重。新闻记录时代潮汐和社会热度,以“新、奇、快”吸引读者,副刊则通过“定力、温度和缓慢”把读者留住,两者各司其职又彼此辉映。新闻负责把读者吸引过来,副刊则与新闻互为表里,在报业体系中各具功能。副刊以滴水映日、见微知著的方式,涵养文脉,传递新知,为读者提供了陶冶性情的一方家园。
由此想到,《天津日报》副刊的斑斓盛景。以“文艺周刊”为例,在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中,这个由孙犁先生参与创办的副刊,称其为“文学新人的摇篮”与“著名作家的园地”,实至名归。在漫长的岁月中,编辑与作者之间形成了文化传承、彼此成就的互动关系,编辑不仅是文稿的审阅者,也是作家写作成长的引路者和见证人。许多作家的文学生涯,都是从这里起步,并成为流连忘返的常客。对于基层写作新人,它的挖掘、孵化、扶助功能,同样令人瞩目。作家愿意提供稿件,也是因为副刊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发表平台,并带来了持续的影响力,凝心聚力,互为动力,共同建造质地坚实、风景独异的文化桥梁。
著名作家、编辑大家萧乾先生曾感慨,不少后来享誉文坛的作家,最初都是向报纸副刊投稿,迈出了写作之路的第一步。许多大作家如此,无数普通的写作者也是这样。我的文学启蒙始于阅读,而阅读兴趣多集中在报纸副刊。我的文学口味和阅读情趣,原是被副刊一点点影响的。此后在这条创作之路上虽经历过一个个“驿站”,但副刊的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始终与我一路相伴。
记得早年,我在部队当兵服役,最初在团报道组,负责基层连队的新闻报道,却始终不得要领,交不出满意作业,屡屡让首长失望。后来我迷上了阅读副刊,即使是使命感很强的军中报纸,也在报尾辟有副刊,自成一景,使我逗留其间,乐而忘返。回津后,机缘巧合,我步入了文学期刊的编辑队伍,再读副刊,多了难以尽言的感同身受。《天津日报》的副刊历史悠久、与时俱进、风格多样,“文艺周刊”品牌效应显著,“满庭芳”不拘一格、芳华独具。早些年还有“文艺评论”“七色社会”“文艺观察”等,对我的影响、滋养与托举,此生难忘。它们都曾敞开怀抱,接纳我的稚嫩文章,扶我帮我,让我完成了从副刊读者到副刊作者的角色转变。
很难想象,一份报纸倘若只有新闻,没有副刊,该是何等模样。那仿佛一幅山水,只余下峰峦峭壁、急流险滩,不见了坡上闲花、溪畔茅亭;又像一席盛宴,摆满了浓油赤酱的硬菜,独少了鲜果、新茶与饭后闲话。副刊可以使读者沉淀心绪,感受历史深处的文脉,体察万象纷杂的世态与日常生活的诗意。于方寸版面,以锦绣短章为窗,窥见时代的潜流,岁月的褶皱,雅俗共赏的人文之光。
进入新媒体时代,网络信息海量涌现,“流量为王”的逻辑大行其道,博取眼球的语言随处可见,而报纸副刊有一套严谨且成熟的编审流程,拒绝哗众取宠,杂音喧哗。这也是副刊独有的传播属性,无须雷霆万钧的呐喊,没有高头讲章的腔调,不是靶向单一的设定,而是以潜流般的渗透,润物细无声的微光,让读者感受文化晴雨,洞察世态人心,以“慢阅读”的方式,影响一代代读者的认知与审美,共同守护人文底色。
(作者系天津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一级作家)
